吴成文
彭宗平
陈鹏
孙维新
台湾“中研院”院士、第六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决选评委曾志朗（左一）、彭宗平（右一）与陈鹏在交谈。
翻译类金签奖获得者发表获奖感言
部分与会代表合影。
吴成文（左）颁奖，黄安文代表大陆获奖作者领奖。
。
7月8日，台北福华大酒店，第六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颁奖典礼举行。这两年一度的科普界盛会云集了海峡两岸诸多热心科普事业的仁人志士，他们结合自己的实践和认识，对科普事业的未来与发展有自己的诠释。
■本报记者 李芸
吴大猷学术基金会董事长、台湾“中研院”院士吴成文:
评奖之后重在推广
吴大猷先生的纪念影片《永不退休的园丁》今天我又一次认真地看了一遍，依然是相当感动。吴大猷先生被称为“台湾的科学之父”，他终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纪念吴大猷先生，他过世后的2000年，在一些企业家和社会贤达的踊跃支持下，吴大猷学术基金会成立了。
吴大猷学术基金会的三项工作是吴大猷科学营、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和吴大猷科学沙龙。
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的目的是通过选拔出优良的科普著作，激励更多的作者、译者加入到创作的队伍，吸引更多的出版社出版优秀科普作品，由此，更进一步地提升民众的科学素养。
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的评委在台湾有“中研院”的院士，在大陆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学教授以及科普作者、历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的获奖者。可以说，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是由优秀的华人科学家在华文世界里选拔优良的科普书籍。经过十年的发展，该奖项已经成为了两岸三地最重要的科普奖项。
2007年，基金会与台北市立图书馆合作在该馆地下一层设置了吴大猷书房，开辟一个空间来展示历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的优秀书籍，同时还利用图书馆浓厚的阅读氛围举办吴大猷科学沙龙，邀请有名的科学家以及历届金签奖、银签奖、佳作奖的得奖人在周末进行科学讲座。
评奖之后的这种推广工作是最近几年以及今后工作中基金会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做的。这不仅能扩大吴大猷科普著作奖的影响力，更能提升民众的科学素养，并以此推动国家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发展。
台湾元智大学校长、吴大猷学术基金会执行长彭宗平:
两岸科普图书各有千秋
历届评选下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两岸科普图书特色鲜明、各有千秋。
首先是台湾图书以翻译见长，大陆著作则在原创上颇具功力。这大概是有些“历史”原因的，一直以来台湾的学校使用的大部分是译著，大陆的教材则以原创为主，因此两岸的思维、成长训练就不一样。另外，近些年大陆对科普原创鼓励很多，也是原创繁荣的原因。
吴大猷科普著作奖的评选是两岸科普图书交流的一个途径，我们希望两岸图书能借此机会看到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以大陆的译作为例，其推荐的参与本届翻译类评选的4本书中有2本是二三十年前的书。相对而言，台湾的译著速度要快得多，有的作品甚至是在短短数月内就引进出版了。
其次是台湾图书风趣活泼、有创意，大陆图书严谨扎实、有体系。台湾图书比较会讲故事，那些有趣而实际的案例，有时读来让人拍案叫绝。大陆图书在知识的普及上占有优势，但其创意还不多，就会造成其内容有时不特别吸引人。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大陆图书在印刷方面突飞猛进，很多书制作精良、十分精美。
社长兼总编辑陈鹏:
新媒体环境下有挑战有机遇
作为大陆方面作品的征集和评选机构，十年来，我们见证了吴大猷科普著作奖从无到有、一步步成长的历程，其在大陆方面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
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从传统的图书评选往前推一步，做电视科普、网络科普的评选，与报刊、电视特别是网络等媒体结合得更紧密一些。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让人不得不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原有的格局被彻底打破，科普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才能够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在时代的冲击洗刷下，如何做到有效地衔接，都是新的命题，是挑战更是机遇。当然也没有现成的答案，这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摸索，去实践。
做新媒体的科普评奖，不仅能从科普的现状出发，有针对性地对有效的成功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取得示范效应；还能帮助梳理新媒体与科普的实践，阐释新媒体对科普的影响，揭示面向公众的新媒体科普模式，提出适应新媒体环境的科普体系等。由此推进新媒体下的科普实践创新与理论提升。
我始终认为做科普评奖不是目的，让更多的人来重视科普、关心科学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很愿意通过我们在华人社区的共同努力，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的影响做得越来越大，顺应时代的发展，推进科普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不能忘却的记忆
■本报记者 黄安文
记者又“见”到了吴大猷先生。与前两次“见面”不同的是，这次，吴先生哈哈大笑，浓眉下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线。
这就是7月8日在台北福华大饭店一间会议室里正在举行的第六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颁奖典礼上，记者看到的吴先生巨幅照片。
从2002年7月举行第一届颁奖典礼至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 是这项评选活动的大陆协办单位，负责大陆图书作品申报、初评和复评的组织工作。每一届颁奖典礼在台北举行， 都应邀派人参加，代表大陆地区获奖作者领奖。我从2006年、2008年和今年共三次来到台北出席颁奖典礼。
每一次来到台北，和吴大猷学术基金会、台湾科普出版界、新闻界的朋友共聚一堂，交流两岸科普工作，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6年7月初，我只身一人从香港转机来到台北，出席第三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颁奖典礼。在诚品书店信义路旗舰店，我提前半小时到达会场，只见门口早就架起来了一排摄像机和照相机。一打听，原来是台湾同行在恭候杨振宁先生和夫人翁帆。杨振宁作为吴大猷先生的学生，也是吴大猷学术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在颁奖典礼上，他作了半小时的学术报告。会后，记者们仍不肯离去，直到杨先生答应接受他们的采访。杨先生和夫人短暂的记者招待会成了当天晚上和次日台北媒体的热点新闻。吴大猷科普著作奖也跟着“火”了一把。
第二天，我从台北来到新竹，再次拜访吴大猷学术基金会董事长、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先生，进一步商谈两岸科普交流事宜。谈起颁奖典礼上的盛况，我们俩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2008年7月4日，我和北京大学秦克诚教授、本报记者钟华，也是从香港转机来到台北出席第四届颁奖典礼。秦教授的著作《邮票上的物理学史》获得第三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金签奖。这次颁奖典礼在福华大饭店举行。新一届吴大猷学术基金会董事长、“中研院”院士吴成文高度评价大陆科普原创著作，对两岸加强科普交流寄予厚望。
今年7月8日，我和本报社长兼总编辑陈鹏、本报记者李芸以及第五届金签奖获得者、浙江大学副教授董绍春分别从北京、杭州直飞台北，出席第六届颁奖典礼。陈鹏提出在传统图书评选的基础上增加新媒体科普的评选。这个建议得到了吴大猷学术基金会董事长吴成文，执行长、元智大学校长彭宗平的赞同。这将是吴大猷科普著作奖走过十年后新的探索和尝试。我们期待着两岸科普交流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吴大猷学术基金会坚持十年评选优秀科普著作，为推动两岸的科普出版工作、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几年来，大陆的出版社和科普作者积极申报吴大猷科普著作奖，包括院士在内的许多作者把获得该奖项当做自己莫大的荣幸。
让我们记住这样几个名字：沈君山、吴成文、彭宗平和历届颁奖典礼主持人、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孙维新，他们为推动两岸的科普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大猷曾经自谦地说过：若是我每次讲的话，所写的文章，都能影响一两个人，我就心满意足了。如今，他的话、他的文章已经影响了一两代人，而这种影响还将持续下去。
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吴大猷科普著作奖总召集人孙维新:
科普也要与时俱进
今年的参选图书都有不错的表现，“素质”都比较高，因此在上周的决选时有好些书不相上下，以至于有的奖项经过三四轮投票才有最终的结果。当时我们在福华大酒店评选，租借的会议室9点钟打烊，我们连续续了两次时间直到近11点才评选完毕。我想这是一个好现象，这是参选的书特别是好书增多才出现的情况。
我们优秀作品的评选标准开始逐渐形成，包括内容严谨、表达准确、语言雅致等。但评选还会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
如翻译作品，如果原作品的质量很好，评委可能会因为对原作的喜爱、敬重而对译著爱屋及乌。反之，原作若是一本“扶不起的阿斗”，译著再好也难以得到认同。现在评选翻译类作品看重的是科普的价值而不太注重翻译者的功力。在以后的评奖中，我们也会引导评委不仅关注原作的准确性，同时更要顾及译者的工作。
对于原创作品，很多评委会注重该著作的创意，就是作品呈现的形式。因为现在的搜索引擎很方便，网上查找资料变得特别容易。大部分作者不是学术的研发者，所以要靠着把故事讲得有特色来吸引读者。
评选的另一个偶然因素是评委对所评图书涉及领域的熟悉程度。如果一个生物学家看到一本天文学图书，他会因为接触到的是新知而感动、兴奋，但如果他看到的是一本生物学方面的图书，他更多地会挑出书中的错误来。我想我们以后要完善评选制度，减小图书评选中的偶然因素。
吴大猷科普著作奖走过了十年，我们投入了很多心血和精力，也取得了丰厚的成绩。但是鉴于这个奖项资助力度之大以及它的评奖参与者的规格之高，我想如果这个奖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影响力肯定要大于现今。因为今天是一个充斥新媒体的时代，纸书出版的影响力会局限在一部分人中。这次听到 社长陈鹏的建议和想法，他说不仅要做科普图书的评奖，还要做电视科普、网络科普的评奖，对我们来说很有启发性。因为电视，特别是网络等新媒体是年轻一代吸收新知的来源。
身为科普工作者，我们一定要做到四个字：与时俱进。这次台湾和大陆在新媒体下的科普如何发展这个课题上的交流，会让我们的吴大猷科普著作奖的内涵更丰富，也有更好的前景。
《中国科学报》 (2012-07-13 B1 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