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次冰期后段是早期现代人演化、扩散的重要时期，国内外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世界各地在这一时期人类活动十分活跃，不仅古人类遗址数量显著增多，而且人类体制特征和人类文化也出现了显著的进步与变革，石器形态更加规范，骨角器和装饰品大量出现，狩猎工具更加专业化，遗址功能分区日趋明显，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the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树文、高星和他们的研究团队对宁夏水洞沟遗址进行的系统发掘显示，古人类在距今3.2～1.1万年期间集中在该区域活动，出土丰富的带有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阶段莫斯特和奥瑞纳文化特点的石叶工具和更晚阶段时期的大量装饰品、火塘、骨角器和细石器，表明水洞沟地区是早期现代人在东亚迁徒、扩散和技术交流的驻足地，是研究早期现代人行为与技术和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遗址。最新一期的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刊登了该团队的研究成果。
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和桑志华（E. Licent）在内蒙古和宁夏地区进行古生物调查时，于灵武县水洞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对第1地点进行了首次发掘。1960、1963和1980年该地点又经历三次发掘。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对水洞沟遗址予以高度关注，对其独特的文化特点和代表的古人类种群属性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其核心问题是：水洞沟文化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它的来源是哪里？去向又如何？水洞沟的石叶工业与同时期或稍晚的华北细石器文化关系怎样？这些问题涉及到晚更新世古人类群体的迁移、交流和东西方古文化关系。在近来东亚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成为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的热点课题的情形下，水洞沟遗址中包含的西方文化与技术因素更加引人关注。
2002年以来，在高星研究员主持下，古脊椎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水洞沟遗址周边进行系统的地貌、考古调查，对新发现的5处地点进行了系统发掘。水洞沟第2、7和8地点地处遗址核心区域，考古发掘出土3万余件石制品和大量动物化石以及装饰品和火塘遗迹，14C和光释光年代测定表明，古人类在上述地点活动的时间大致发生在距今3.2～2.5万年前；石工业面貌属中国华北传统的石片石器主工业范畴，而砸击品的出现表明盛行于华北中更新世的该技术在更新世晚期仍然为早期人类沿用。而出土于第9地点的以石叶为代表的带有欧洲莫斯特和奥瑞纳技术风格的石叶石核、石叶以及勒瓦娄瓦尖状器等制品，与我国北方的石片石器主工业有明显差异，光释光年代测定显示古人类活动的时间大致为距今3.5～2.7万年前。在第12地点首次发掘出土具有确切层位的细石器遗存和万余件动物化石以及加工精美的装饰品和骨制品，14C和光释光年代测定表明古人类活动时间大致为距今1.3～1.1万年前的冰后期，为探讨稀疏草原环境古人类适应生存方式提供了重要材料。
文章第一作者裴树文博士说，“石叶技术和细石器的出现被学术界认为是晚更新世‘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主要技术特点，目前水洞沟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制品为该事件在中国的出现提供了难得的证据。此次发掘出土石制品组合表明，水洞沟不同于中国其他该年代段的旧石器地点的石制品材料，它继承了我国华北传统的小型石片石器技术传统（如砸击法等），在末次冰期影响下古人类为了适应水洞沟一带荒漠和稀疏草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技术本领。而被学术界认为代表现代人行为的装饰品、火塘遗迹和染色现象首次在水洞沟多个地点被发现，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最早的此方面的证据。”
关于水洞沟文化和周边相关文化的关系，高星研究员解释说，“目前水洞沟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发生的时间要晚于西亚（4.5～4.0万年前）和阿勒泰南部地区（4.3～3.3万年前）的相关遗址，以石叶为代表的水洞沟文化和现代人行为特征应该是来自西北的一支早期现代人群带来的，但当时华北地区还生活着拥有传统石器技术的人群，他们可能发生过融合与交流，共同繁衍、演化成我们今天的人类。”
该研究获得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项目等资助。（来源：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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