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部山区的气温在不断升高，然而与之形成荒谬对比的是，美洲鼠兔却几乎要被冻死了。
气候变暖意味着冬季降雪减少，但对于穴居动物来说，积雪是将它们与外界严寒隔离开来的屏障。生活在大盆地一带的美洲鼠兔有超过三分之一已经消失，美国渔业与野生物管理局正在对最新数据进行核实，以决定是否应该将这一物种纳入濒危物种名录。
在美国生态学会近日于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开克市举行的研讨会议上，有看法认为，气候变化造成了美洲鼠兔数量以及其他物种分布密度的下降。
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科学家建言：决策者应该考虑将物种从其历史栖居地迁移出去，以避免气候变化导致物种灭绝。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海洋研究中心教授欧弗·霍埃格-戈尔德伯格在刊登于最新出版的《自然》杂志上的论文中写道：“资源管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将物种迁移至目前或者近期历史上它们还未曾到过的地方。”
援助迁移或可挽救濒危物种
关于将这些物种成群迁移到更宜居的地方，包括迁到该物种正常栖居范围之外的生态系统，与会的科学家们对其中的利弊也进行了探讨。这个被称作“援助迁移”或者“有组织的迁移”的主意是一项富有争议的策略，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狂妄自大；也有人认为，对于确保某些物种的生存机会而言，这很必要。
现任职于慕尼黑马普学会的生态学家艾莉森·卡梅伦2004年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份报告预测，受气候变化影响，在未来50年中，全球将有百万个物种面临可能灭绝的危险。比如，在马达加斯加，已经发现有十几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向更凉爽的高纬度地区迁移。由于气候变化、山火蔓延以及城市开发的共同影响，曾在南加州繁盛一时的季诺斑蝶如今已被列入濒危物种目录。而自1989年以来再未在哥斯达黎加的森林中现身的金蟾蜍，其消失也与气候干燥有关。
当一个物种面临来自入侵物种的威胁或者栖居地遭到破坏，保护生态学家也面临抉择。他们可以尽力去保护其栖居地、采取圈养的方式进行繁殖、保存物种的组织样本，也可以尝试将这些物种重新安排到一个新的栖居地。传统的做法是将其迁移到那些曾经有过生物栖居的地方。比如，1994年，美国渔业与野生物管理局将150只灰狼从加拿大送往黄石国家公园，繁衍了一个新的族群。此举也使得灰狼于1998年被从濒危物种名录中删除。
目前植物和无脊椎动物已经成为了有组织迁移的首批试验品。相比高等动物而言，它们更容易迁移与管理。
比如，在今年公布的一个小规模实验中，生物学家斯蒂芬·威利斯将两种蝴蝶从英格兰南部转移到了气候模型预测的适宜栖居的北部地区。10年之后的结果显示，这些新来的昆虫移民“人丁兴旺”，生长速度不亚于它们那些生活在南部地区的“兄弟姐妹”。
迄今为止，最被公认的援助迁移项目大概就是“香榧守护者”(Torreya Guardians)了。这个由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等环保人士参与的组织目的在于拯救濒危物种美洲榧。这是一种高度可达到60英尺的常绿植物，目前正在从其产地佛罗里达州快速消失。该组织已经将十几棵美洲榧从佛罗里达州迁移到了被认为气候适宜的北卡罗莱纳州。
人为迁移操作复杂
但即使有这些历史数据在手，迁移一个物种也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美国渔业与野生物管理局首席科学顾问丹尼尔·艾希说，“它在政治、社会、科学和伦理各个层面上都很复杂”。
由于需要利用生态数据和计算机模型预测一个新的地点在几十年后是否适宜某个物种生存，这种前瞻性的工作使得援助迁移的复杂性又多增加了一层。
“目前我们的研究能力还非常初级，”研讨组成员之一、布朗大学的生态学家多夫·塞克斯说，“我们可以说，这里就是某个物种居住的地方，这里的气候是我们未来所期望的……但除了气候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也很重要。在我们能够充分理解一个物种是留在原地好，还是有迁走的必要之前，还有一大堆基础科学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警惕“非预期后果”法则
援助迁移最大的隐忧之一，不是一个物种能否成功地适应新环境，而是它会不会适应能力太强，反而成为一个入侵物种，比如野葛、舞毒蛾或者在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泛滥成灾的巨型獭狸。这就是所谓的“非预期后果”法则。
从人类将物种迁移到一个新地点的历史来看，不论这种行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其结果往往都给新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澳大利亚引入甘蔗蟾蜍给当地野生物带来的始料不及的可怕后果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有些科学家相信，通过过去的教训，科学家预测一个引入物种是否会成为入侵物种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提高。“多亏了物种分布建模技术，我们能够很好地预测一个物种会在什么地方成为入侵物种。”卡梅伦说。
“比如，如果你知道某个物种是个贪婪的食肉动物，你可能不会想要进行援助迁移。”塞克斯说。
霍埃格-戈尔德伯格及同事认为，加强对栖居地需求的了解将能够降低援助迁移的风险。他们表示，他们并不建议将犀牛群引入亚利桑那州或者将北极熊送往南极，但是提倡认真考虑将那些受到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的物种迁移到其他同样具有广泛生物多样性的地区。
其他的研究显示，被隔离的环境，如湖泊或者海洋中的岛屿，可能更易受入侵物种的攻击。动物迁移的距离远近或许也是因素之一，将一个物种从一个大陆迁往另一个大陆似乎比在州与州之间迁移的风险更大。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生态学家马克·施瓦兹对援助迁移的态度没那么乐观。他认为，要预测一个物种是否会成为入侵物种，模型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把物种到处迁移，我们制造的问题很可能和我们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举个例子，1963年，加拿大纽芬兰野生物管理局将红松鼠引入已经9000年没有松鼠的森林中。它们本来是作为食物投放给当地一种类似狼獾、数量在不断减少的食肉动物的，可这些红松鼠却吃掉了云杉树上结的球果，导致当地一种以球果为食的交喙鸟于1988年灭绝。
“紧随栖居地流失之后，外来的入侵物种被列为破坏我们生物多样性的第二大因素。” 施瓦兹说，“我们可能在创造新的入侵物种。”
参与研讨会议的专家们就如何应对援助迁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公布了一些建议措施。他们建议，政策制定者应该对被迁移物种所能获得的利益、迁移给新的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迁移行动的可行性以及迁移决定的社会接受度进行评估和平衡。（来源：科技日报 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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