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理由建议，下一阶段对SARS-CoV-2起源的调查不应仅集中在中国；相反，应该进行全球搜索，以确定首次动物向人类传播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近日，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在线发表了一篇中国团队的通讯（Correspondence）文章，题为《为预防大流行应在全球范围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SARS-CoV-2s origin should be investigated worldwide for pandemic prevention），作者们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上述建议。

该文章的作者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吴志强、金奇、钱朝晖、任丽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武桂珍、谭文杰、许文波，北京大学陆剑，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李明锟，中山大学郭德银，武汉大学蓝柯，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冯录召、杨维中，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王健伟，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王辰院士。

文章指出，世界各地科学家合作进行的多项研究发现，由动物到人的跨物种溢出是SARS-CoV-2最有可能的来源，而实验室泄漏是极为不可能的。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在对武汉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考察后也得出结论，通过实验室事件引入SARS-CoV-2“极不可能”。因此，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实验室来源目前不应成为调查SARS-CoV-2溯源的优先事项。

作者们最后强调，通过科学调查找到SARS-CoV-2起源的证据至关重要。以往追踪新发病毒（如艾滋病毒）起源的经验表明，这项任务可能非常困难和耗时，而且首次报告流行病的地点不一定是它的发源地。此外，对SARS-CoV-2起源的调查应由科学家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不应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或胁迫。

中国团队指出，中国科学家愿一如既往地同世界科学家一道，本着开放合作的原则，客观探索病毒起源的科学复杂性。任何缺乏科学证据的假设都可能导致科学界内部和不同种群之间的割裂。

“人造病毒”或“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

文章提到，自2020年1月初中国向国际社会首次报告COVID-19疫情以来，SARS-CoV-2的溯源工作一直受到全球高度关注。世界各地科学家合作进行的多项研究发现，由动物到人的跨物种溢出是SARS-CoV-2最有可能的来源，而实验室泄漏是极为不可能的。然而，对于SARS-CoV-2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途径跨种传播给人类、第一个感染病例在何时何地出现，全球学界和卫生界尚未得出明确的结论。

文章写道，病毒确实可以在实验室制造；然而，没有科学证据支持SARS-CoV-2是人为的观点，也没有数据支持任何实验室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操作过SARS-CoV-2或其近源祖先的观点。

他们提到，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此前在《自然》首次报道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与SARS-CoV-2具有较高的全基因组序列同源性(92%)，但仍有1000多个核苷酸差异。科学界已达成广泛共识，认为这一病毒不可能成为SARS-CoV-2的直接来源，甚至不能成为合成SARS-CoV-2的模板。

文章称，2003年非典暴发以来，中国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制度，规范了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活动，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建立了从实验室准入、人员资质、研究计划审查、实验操作监督、设施设备运行、废弃物品处理、实验人员健康监督等方面严格、完整的全链条管理体系。每个实验室每年都将接受严格的内部监查和政府多个部门的飞行检查，因此，“人造病毒”或“实验室泄漏”是极为不可能的。

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在对武汉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通过实验室事件引入SARS-CoV-2“极不可能”。因此，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实验室来源目前不应成为调查SARS-CoV-2溯源的优先事项。相反，正如世卫组织-中国SARS-CoV-2全球溯源研究第一阶段联合报告所提到的，全球所有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自己的内部核查是进一步排除“实验室泄漏”假说的更好选择。

SARS-CoV-2溯源是一项艰巨任务

历史上，人类感染性疾病的出现大多是由于动物源性病原体的跨种突破引起。截至目前，SARS-CoV-2的自然起源是最有可能的情况。确定病毒的确切自然起源也有助于排除其他假设。

文章写道，SARS-CoV-2的密码子偏好特征及其基因组结构表明，该病毒与野生动物携带的冠状病毒高度相似。该病毒在动物体内的进化历史及其在受感染人群中的快速适应性突变也表明，SARS-CoV-2更有可能来自大自然，而不是其他潜在来源。

他们指出，SARS-CoV-2相关病毒完全有可能在世界许多地区反复跨越人和动物之间的物种屏障。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动物向人类的传播正在反复发生。在病毒感染人类之前，有很多失败的跨种跳跃。因此，在现实世界中更大范围的动物物种中追踪这种散发的人畜共患病和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也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目前溯源研究的进展来看，SARS-CoV-2的来源可能十分复杂，这也表明SARS-CoV-2的溯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此前多项研究发现，SARS-CoV-2可能在2019年12月底前就已经存在。武汉首次报道了2019年12月底暴发的COVID-19疫情，但进化动力学分析显示，COVID-19疫情可能开始于2019年12月底之前。全球多地此前也相继报道，在2019年12月及以前有可能存在COVID-19病例及环境阳性样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提到，研究表明，SARS-CoV-2也可能通过冷链传播。2020年，在中国的北京和青岛等多个地区均发生过与接触冷冻海产品有关的COVID-19疫情，被从冷冻食品及其外包装中检测到新冠病毒核酸甚至分离到活的病毒，提示冷链运输在新冠病毒传播中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冷链环境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因为接触被污染的制品被感染从而成为新的传染来源。这意味着SARS-CoV-2可以通过冷链造成跨地区感染并扩散疫情，所以病毒的最早发现地不一定是病毒的起源地。

调查不应仅集中在中国，应全球进行

文章指出，鉴于世卫-中国联合专家组围绕武汉开展的第一阶段溯源研究所揭示的SARS-CoV-2起源的复杂性和尚未解决的问题，迫切需要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整合多种检测技术，检查疫情最早报告之前出现的早期病例和潜在阳性样本。除了结合基因组测序、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数据以及环境检测结果，作者们建议，下一阶段对SARS-CoV-2来源的调查应在多地同步进行，而不仅仅是在中国。

第一、在全球其他野生动物未采样或采样不足的地区，特别是重点物种存在的热点地区，收集野生动物样本，测试和分析sarbecoviruses和相关血清抗体，有针对性地寻找SARS-CoV-2同源病毒。

第二、在借鉴中国野生动物市场上下游供应链调查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全球跨地区野生动物市场和上下游供应链回顾性调查，收集样本，并尽可能保存早期动物和环境样本；检测病毒或者相关血清抗。

第三、根据上述可能的早期病例线索，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回顾性研究，包括对可疑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搜索和重新鉴定，对可能保留的早期患者拭子、组织和血库样本进行实验室复检。

第四、通过整合全球高质量病毒基因组信息的分子流行病学数据，进行系统发育分析和祖先时间分析，结合流行病学和地理信息，构建病毒谱系进化史，估算初始病毒数量和动态繁殖速度。

第五。为进一步评估冷链在SARS-CoV-2传入和传播中的潜在作用，应进行回顾性抽样检测，追溯冷链进口的来源，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温度下SARS-CoV-2的生存能力和传染性。

文章强调，SARS-CoV-2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与其他传染病一样，它没有国界。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流行病，人类必须携手合作。为应对挑战，即使在中国抗击疫情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科学家和医务人员也始终保持开放合作的态度，积极与国际科学界全方位合作，毫无保留地提供了准确数据。

他们指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定SARS-CoV-2的自然起源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由于武汉首次报道了COVID-19疫情，在过去的一年里，世卫组织召集的研究小组与中方专家一起在武汉开展了广泛调查。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可信的证据来支持武汉发生了最初的动物到人类的适应。

文章写道，我们有理由建议，下一阶段对SARS-CoV-2起源的调查不应仅集中在中国；相反，应该进行全球搜索，以确定首次动物向人类传播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文章最后强调，通过科学调查找到SARS-CoV-2起源的证据至关重要。以往追踪新发病毒（如艾滋病毒）起源的经验表明，这项任务可能非常困难和耗时，而且首次报告流行病的地点不一定是它的发源地。此外，对SARS-CoV-2起源的调查应由科学家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不应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或胁迫。

作者们强调，我们预防和控制未来大流行病的最有力武器是团结与合作，这不仅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也是人类健康共同体的基石。

中国团队指出，中国科学家愿一如既往地同世界科学家一道，本着开放合作的原则，客观探索病毒起源的科学复杂性。任何缺乏科学证据的假设都可能导致科学界内部和不同种群之间的割裂。这种臆断不利于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等所需的团结合作，也违背科学和人道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