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科研诚信建设是否需要外部介入？

近年来，学术不端相关新闻不少，引发社会对科研诚信状况的热议。由于问题非常复杂，加之目标、视角和立场不同，导致意见纷纭，相互冲突。

争论之一是：科研诚信建设工作，是否需要外部社会控制的介入？

支持者认为，目前学术不端行为非常严重，仅靠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自我控制机制，已难以奏效。反对者认为，处理学术不端涉及专业问题，外行对此很难窥得堂奥，因此最好是“学术的事情学界了，专业的事情专家干”。

实际上，类似争论早在19世纪便已出现，进入20世纪更是论争迭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规划科学成为当代科技发展最重要的趋势，传统的科学自由观念面临全新的社会形势。国家对科技事业的支持，是当代科技突飞猛进最重要的动力。

显然，国家支持同时意味着国家干预：无论是有效组织大规模科学活动，还是有计划地协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乃至防范科技风险和处理科研越轨事件，国家干预科技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日益被社会所广泛接受。

在实际科研活动中，学术自由与社会干涉总是平衡在某个“点”上，同时对学术共同体施加内外两方面的影响。

换言之，学界的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最好是相互协同、相互支持，共同促进中国科技高效而健康地发展。因此，当前的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在强调适度外部介入的同时，不应忽视学术共同体的自律、自查和自治。

首先，学术不端已经失控的结论要慎下。中国科研规模急速扩大，是相关新闻增多的重要原因。粗略地说，中国科技从落后到逐渐领先，完成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根本性转变，主要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当投入资金、从业人数、科技机构、学术活动和国际合作增加，成果随之增加，问题也必然增加。不过，并没有数据表明：中国学术不端与从业人员的比率高于其他国家。

在中国科技逐渐崛起的背景下，科研管理体制不能百分百跟上急速变化，要进行一些调整，属于正常的情况。无论是学界内部控制，还是社会外部控制，都有诸多细节机制要不断地及时完善。

最近的社会热议，很多关注的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控制的问题。学术自由意味着学术自治，不等于放任自流。学术共同体想要自治，首先就要搞好自律自查。社会给学术活动一定的自主权，是因为科研的专业性决定了：适度学术自由能更有效地促进科学发展。

但是，如果不能搞好自律自查自治，国家和公众怎么“放心”给学界更大的自治权呢？

现代自然科学诞生以来，为了争取学术自治，无数科学家和为科学鼓与呼的前辈，做出过大量努力。最重要的“一块”便是科研共同体逐步形成的自律自查自治制度，比如精神上提倡科学精神，机制上坚持同行评议和学术批评，以及传授和完善细致的学术规范，等等。

学术共同体健康发展，离不开一套自律自查自治科研诚信的办法，在实践中动态“落地”，并且要行之有效。

理论上说，类似的“学界行规”既不是党纪国法，也不一定明确成文，很多时候却更严格。

一个研究者实验造假、抄袭剽窃如果一旦被查实，很快会在科研共同体内部公开，结果往往是彻底失去从事科研工作的资格，在整个学界都再找不到学术岗位。

此时，可以说是“学术生命”被“判死刑”，某些学术丑闻的事主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案例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绝非危言耸听。

长此以往，“学界行规”即学术共同体的社会规范最终成为某种习俗、惯例和规矩，内化为科学家的“学术良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共同体之所以成为共同体，必须有一整套通行而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和行动规则。

当学术不端行为引发科研同行的强烈道德义愤和一致谴责，共同体的自律文化便比较成熟了。如果对学术不端行为不闻不问，甚至觉得很正常，共同体就需要反省自身的自律状况，而不是一味排斥外部的社会控制。

科研诚信的共同体规范，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共同体内部得有相应的自查自治机制。

发现学术不端，应该有例行的学界检举渠道，学术共同体审查机构、评议程序，以及意见公开和处置办法，不能使自查自治成为一纸空文。比如，学术批评既包括学术观点的争论，也涉及学术风气的评议。要提倡和完善健康的学术批评，如学术刊物上留出一点相关版面。

必须要指出：由于文化传统和国情差别，自查自治机制在细节上应该因地制宜，不一定完全照搬别人的经验。

完善和落实科研诚信的自律自查自治制度，对于建设更健康的学术共同体至关重要，而更健康的学术共同体能得到更多的学术自由，进而促进科学更高效地发展。

否则，外界对学界失去信心，不相信共同体的内部控制，只能转向外部的干预。如果学术不端真的完全失控，社会干涉不仅必要，而且应该强力介入。

此时，无论对于学术共同体，还是整个社会，都将为控制科学运行付出更大的成本。总之，提升中国科研诚信水平，必须加强学术共同体的自律自查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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