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如何评价刚刚过去的2020年给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在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2020年都是人类生活和经济、文化的分水岭。接下来的日子里，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概率将大大增加”。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应该如何布局？

对此，陈平原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参照经济领域实行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做法，重构高等教育的内循环与外循环协同发展的格局与机制。

中国大学不能“过分自信”

十多年前，陈平原曾在媒体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国人办现代大学是从模仿起步的，从最初模仿日德，到上世纪20年代转而学习美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学苏联，再到上世纪80年代学习美国。“现在谈大学则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用说其他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跟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在文章中，陈平原如此写道。

在他看来，这种趋势可看作国内大学的一种迷失。“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容易固步自封。但反过来，一切惟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这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陈平原表示，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的，我们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以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盲目制定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

“这是我十多年前说的话。当时有感于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主流，以至于出现了若干偏差，因此想强调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术既需要国际视野，更需要本土情怀。”在近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陈平原说。不过，随着形势的改变，他的担忧正在发生变化。

陈平原表示，不同于此前中国大学的“不自信”，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内大学正在出现一种相反的倾向，即过分自信，自以为可以关起门来称老大。

“经过疫情的考验，我们忽然发现，美国并不像大众想象的那样强大，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也确实正在消失和融化。未来全球格局有可能变得更趋多元，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但请记住，这是个缓慢且漫长的过程。”陈平原说，即便看到这一趋势，但若操之过急，效果也不会好。 “落实到教育层面，那就是要承认，直到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高教强国依然有着太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未来，多派、多送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出去仍是我国发展高等教育的题中之义。”

从重学校到重专业

受访时，陈平原坦言，自己一方面很担心国内重新回到“闭关”的状态，另一方面，对于目前我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阻碍也颇感无奈。

“这种状态促使我们反省这些年我们走过的路，是否将学习目标太过于集中在美国。因此我才提议，积极开拓高等教育更加开阔的国际交流空间，建立更富有活力的外循环机制。”

谈及“外循环”的概念，陈平原解释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接触并且推崇的国外大学其实是五花八门的。“以我熟悉的人文学科为例，我们的主要交流对象就包括了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苏联等一系列国家。”然而，受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大学排名的牵引，多年来，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美国这单一国家，而这是需要改变的。“美国高校确实了不起，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宗旨、路径和认知必须向全世界扩展开去。”

他进一步解释说，公众对于美国高校的推崇，除了其自身的确实力强劲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大众对高校实力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各种排行榜。“排行榜是包含办学经费、科研成果、学术环境、人才趋势以及运作策略等各因素的综合考评，好处是一目了然，缺点则是很难体现某一具体专业的实力。这里还不包括评审过程中的人为失误。”

作为教育学者，陈平原曾在很多场合批评过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并认定其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弊大于利。他对《中国科学报》表示，我国高等教育需要重新理解世界大学发展路径及基本格局，摆脱各种大学排行榜的羁绊，不以争取排行榜上的好名次为办学宗旨和目标。

“作为2020年高教界的一个热点事件，曲阜师范大学的数学专业在大学排名中超出了北大、清华，但这不仅没有受到褒奖，反而遭到了国人的普遍嘲笑。事实上，曲阜师大的所作所为是符合排行榜规则的，只不过用力过度，出了纰漏而已。很多中国大学其实都有这种心态，也都在这么做。”陈平原说，这本身已说明了对大学排行榜“不可迷信”。

不唯排行榜，当我们选择高校时，该以什么作为评判标准呢？

对此，陈平原表示，在对外交流中我们需要做出一些调整，那就是从以高校的整体实力为主要关注点，转向更加关注高校在某一具体学科或专业的表现。

“有志出国留学的学生，尤其是以科学研究为最终追求的学生，应该完全有能力分辨哪些高校的专业与自身选择更加匹配。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这些学生将自身的关注点从学校层面转移到专业层面。”陈平原说。此时，学生就会发觉，某些综合实力很强、位于金字塔尖的学校，其具体专业不见得是最好的。反之，某些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在其优势专业领域却往往令人刮目相看。与此相适应，政府相关部门在录用及奖励人才时，也不能再以大学排名前一百作为衡量标准，而应该更看重其所学专业。

这一变化看似微小，但如果放置在高等教育外循环的大背景下，则会产生巨大影响。

欧洲大学的“新机会”

陈平原坦言，当下，有关部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有义务和责任提供更为详尽、务实的名单，以指导留学生或访问学者转投综合实力非一流，但单科发展很好的大学。这既是对学生的负责，也有利于国家日后的发展。

“仅以欧洲为例，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在学科或专业领域，就会发现除英国、德国等高等教育大国之外，某些整体高等教育并不发达的国家，其高校的某些专业却表现不俗。”陈平原说。比如在 与医学领域，古老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固然实力雄厚，但诸如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等综合实力相对较弱的高校，同样具有很好的科研与教学实力；而在农业与林业学科，荷兰瓦格宁赫大学的实力甚至要超过很多欧洲顶级大学。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现象，近年来国内高校与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更多偏重于科研领域，在教学领域的交流则相对较少，甚至流于形式。”陈平原表示，近年不少欧洲国家受经济因素影响，其高等教育发展遇到了困难，这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搭建彼此交流平台的重要时机。

“正如此前所说，我们可以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分流至这些综合实力并非一流，但单科实力较强的大学，同时，对于这些国家的学生，我们同样可以敞开怀抱。”陈平原告诉记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曾为东欧国家培养了不少留学生，但此后这些生源逐渐被美国等高校所吸引。“比如，我们正在实施的‘新汉学计划’是否可以更多地关注这些区域？”他说，目前该计划主要针对的是博士生层面，但是否也可以将其资助范围扩大至硕士生乃至于本科生阶段，由此构建一个更加均衡、覆盖范围更广的高等教育外循环圈？

教育不能只讲效益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特别是国内顶尖高校，其师资水平、经济收入、科研条件等，已经和国外优秀大学没有太大差别。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硬件建设、经费保证甚至可以和世界一流大学媲美。

然而与此同时，很多地方院校却依然处于经费拮据、办学状态堪忧的状况。虽然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很多政策，试图弥补各高校之间的差距，但收效并不明显。在陈平原看来，这涉及到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循环——内循环的健康与稳定。

此前，陈平原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及，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等高校高歌猛进的同时，必须回过头来考虑那些不在原“985工程”和原“211工程”序列中的大学所面临的艰难。

文章中，陈平原写道，“目前中国教育采取的其实是‘举国办奥运’的思路，换句话说，既然暂时没有办法让全民热爱体育、身体健康，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来加强训练，目标是奥运金牌。但不能忽视的是，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底层的水平上不来，顶端肯定会出问题。没有很好的教育规划，光靠若干所名牌大学，内地的高等教育无力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这段论述曾引发争议。在有些人看来，同样是投钱，应该投在基础好的大学，这样才能实现更高的产出比。如果原有学校水平不够，需要花费资金打地基，这会导致学校发展进度相对缓慢。

对此，陈平原表示，教育学不同于经济学，不能只讲效益。“为什么我们坚持高等教育的相对均衡发展？这并不是主张有钱大家分，而是除了公平原则外，还需要考虑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他坦言，中国大学的两极化其实早已存在，“双一流”建设则很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在我看来，如何帮助弱势大学培育、引进、留住人才，这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样，应该成为国家战略。”

他进一步解释道，除非降低标准，否则“双一流”是不可能遍地开花的。这就意味着全国两千多所大学都来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是不现实的。“‘双一流’建设应该只是众多教育制度安排中的一种，我们还有很多评价体系以及拨款机制，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有幸入列的大学‘三千宠爱于一身’；不幸落选的大学‘零落成泥碾作尘’。这显然不是理想状态。”

用“地方粮票”留下本土人才

不同地区高校的差异化问题，集中体现在了东西部高校之间。而在陈平原看来，制约西部高校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如何解决西部高校人才的在地化问题。

“大学不是研究院，单纯计算科研成果不足以评价其高低、得失和成败。大学出成果，但大学更出人才，而人才是有适应度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尤其如此。”陈平原说，想象全国各行各业都需要某个一流大学或某个一流学科的毕业生，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培养的人才除了要具有国际视野外，更要有本土情怀。

在西部高校进行调研时，陈平原曾听新疆地区教育部门的领导说，多年来，新疆各大学培养的博士有92%留在了本地工作，而北大、清华等名校培养的博士却很少愿意入疆。

“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西部高校人才的在地化对当地教育、科研乃至经济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面对东部高校的高薪挖人，我们又该拿什么来留住这些人才呢？”陈平原说，曾有西部高校的校长向他抱怨，每当某些人才计划的评选结果公布的时候，这些校长的内心都十分纠结，既担心自己的老师评不上，又担心评上——评不上是一种失败，但评上了就可能很快被其他高校挖走。

在他看来，在西部高校经济实力尚无法与东部高校相抗衡的当下，我们需要通过某种“地方粮票”的方式，保证一批人愿意且能够扎根西部。

“我曾不止一次提出建议，为更好地体现高层次人才称号向西部倾斜的政策，应该设立专门针对西部地区的人才计划。”陈平原解释说，为了突出公平性，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关于人才计划的选拔制度，其主要参考标准均为科研成果，只有在终审阶段才将西部因素列为参考要素。由于各地区科研环境以及人才储备悬殊，西部大学若没有名额限定，其实是无法获得保护的。“很多西部地区的人才，事实上还没进入终审环节就已经被淘汰了。”

此前，教育部曾鼓励东部大学教授去西部申请某些人才计划且颁布了一些扶植政策，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申请到西部去的这些教师不见得能全力以赴，即便到任且发挥了很好作用，大多也会在三五年内回归，留下了诸多衔接的难题。

“如果能设立专门针对西部高校的人才计划，哪怕降低一些标准，也能起到提振士气、培育人才的作用。”在陈平原的设想中，这种人才计划可以分配到各个省份，并且只针对工作于西部大学的教授，如果该教授离开西部，则相关称号以及福利待遇全部取消。“这种方式就是所谓的‘地方粮票’。”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在提出破“五唯”的同时，也鼓励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人才称号入选者与学校签订长期服务合同，为实施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贡献力量。然而在陈平原看来，如果只是“鼓励”或“提倡”，且牵涉这么大的面，落实是有一定难度的。只要去西部走走，不难了解那里的办学情况，以及长期坚守西部的学者们的努力和工作意义。正因为如此，陈平原才一直强调，要给予这些学者一定的荣誉和待遇。“若担心冲击原有的奖励计划，只要国家愿意承认相关头衔，完全可以通过筹集民间资金等方式，解决相关的经费问题。”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依然生机勃勃。若能通过某些政策调整以及区域资源的合理调配，建立并改善高等教育的内外双循环结构，则中国大学当能保持开放、健康、快速的发展势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陈平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