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要投喂流浪猫？我国一年至少121亿野生动物死于猫口！

2020年12月，南京大学副教授李忠秋在一场科普报告中给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这组数据来源于李忠秋团队新近发表在《生物保护》的一篇论文，他们通过问卷方法，首次在国家尺度上评估了户外猫对中国野生动物的威胁。合作者是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候鸟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马拉。

这项研究给出的最终建议是，社会对作为入侵生物的流浪猫做到“不散养、不遗弃、不投喂”，即自生自灭。

一旦涉及流浪猫的问题，撕裂永远存在。这一次，反对者终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喂养流浪猫不仅矫情，而且还有可能间接造成大量野生动物的死亡。而爱猫人士忧心的是，草率的言论一出，不仅会助长虐猫行为，还会让多年来民间组织TNR（抓捕-绝育-放归/收养）行动的努力付之东流。

这场争论背后吊诡的地方在于，一些野生动物保护支持者一方面希望尽可能调起动广大老百姓对动物的同情心；一方面，又在面对流浪猫问题时，斥责爱猫人士同情心泛滥。

这时而伟大，又时而该死的同情心，人类究竟应该把它放在何处？

猫的存在让岛屿安静了下来

“对我而言，猫是如此熟悉的伙伴，几乎是从出生起就和我形影不离的动物，因而我第一次听说猫被列为入侵物种时，十分愤怒。”

作为资深铲屎官，伦敦国王学院教授艾比盖尔·塔克曾经和很多爱猫人士一样，对把猫当作为生态威胁的说法非常不解。但当他开始调查、研究家猫的驯化及爱猫热潮的进阶之路，并写作《人类“吸猫”小史》时，他发现，这个话题由来已久，且不足为奇了。

家猫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动物，适应性极强，在与人类的相处中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具备随时离开我们、回到野生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因此，它们具有破坏一定范围内生态系统的能力，甚至可能导致濒危动物的灭绝。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哪些范围内的生态系统？而猫又是如何接近这些生态系统的？

艾比盖尔·塔克发现，在地球上，有一些地方是哺乳动物很少抵达的，比如一些极其偏远的岛屿，这是因为水域的阻挡。而唯一打破了这层水障天堑的动物就是家猫。即使猫科动物普遍怕水，但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它们跟随探险家、海军、殖民者，横扫了全球的岛屿。

19世纪晚期，猫被引渡到南非的达森岛上后，它们就开始猎捕蛎鹬、冕麦鸡以及盔珠鸡。20世纪50年代一支军卫队将猫引入墨西哥的索科罗岛后，当地一个鸽子物种迅速灭绝了。在关岛，猫盯上了关岛秧鸡——一种神秘珍稀而毫无还手之力的鸟类，由于猫的无节制追捕，目前关岛上已经没有秧鸡的踪迹了。在新西兰，猫扫荡了整个岛上无法飞翔的巨大鸟类——鸮鹦鹉......

“长期隔绝的岛屿是生物多样性最后的避难天堂，由于当地没有捕食者，猫轻而易举就能占据食物链顶端，从此猎物们无处可逃。它们甚至不会逃：这些单纯的岛屿生物往往缺乏反捕策略，甚至对猫缺乏本能的恐惧。这种现象被称为‘岛屿驯化’。它们就像乖乖坐着的鸭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束手就擒的盘中鸟。”艾比盖尔·塔克写道。

哪怕是对生态毫无知识的人，都能很容易地理解这个道理。

“制造”对猫的恐惧

在以上这些故事里，猫就是入侵生物。

但需要注意的是，科学上对于入侵生物的界定，有一个严格的限定条件，“在一个特定地域的生态系统中”。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外来物种都是入侵物种并形成生物入侵，而是必须参考其所在的生态环境、对损害的明确定义及产生了这种损害的种种证据。

李忠秋的报告将所有生活在户外的猫都视为生态威胁，这一绝对的主张究竟是怎么来的？

2013年，马拉在《自然-通讯》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研究，他们通过了一个简单的建模操作，第一次估算出了在美国本土范围内，由猫致死的动物数量。

针对死亡数量问题，他们首先梳理了所有的科学文献，包括猫导致的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死亡数量，以求获得一个最佳数目，嵌入他们的模型。

从来没有人将当时有的数据综合起来，严格地统计全美国的猫杀死的动物数量。这个数字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高得多：美国的猫每年杀死13亿到40亿只鸟，哺乳动物63亿到223亿，两栖动物9500万到2.99亿只，爬行动物2.58亿到8.22亿只。总计达到约150亿只。这在当时的西方媒体引发了轩然大波。

马拉在他后来的著作《猫战争》中说道，生态学家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哲学性的障碍——普通个体难以把握流浪猫问题的严重性。而生态学家终其一生思考和研究“规模”的概念——量化一个截取的数据点，按比例放大到一个城市，然后是一个地区，最后一个大洲的规模。

问题是，这样的研究要做到科学上的有效性是及其困难的。很快，他的论文便受到了专业人士的强烈质疑。理由是，美国大陆地区对于家猫猎食的研究本来也不多，马拉推测的数据来源的地区尺度大小不一，将有限的具体的研究过度泛化到全美，就好比将整个美国当成一座太平洋小岛，从而得出危言耸听的结论。

质疑者指出，在特定地区的案例对猫和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是可靠的，但基于它们对全美范围内的情况作出的结论却是非常武断的，因为生物生存的环境差异性太大了。

最令人不解的是，马拉在《猫战争》中的表述，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

一方面，他认定这一数据结论足以证明户外猫造成的生态影响很严重；另一方面，他承认研究本身不能说明猫导致的动物死亡数量是附加性的还是替补性的，换句话说，他无法区分，这些死亡动物是本来就会因为疾病、饥饿等因素死去的，还是因为猫的存在是作为额外的致死因素。

其次，没有科学的统计数据明确美国本土总的物种数量有多少，这该如何评估死亡数量真正对生态造成了多大影响？

事实上，马拉能依据的确切结论，还是那些猫对小范围内种群动态造成影响的研究。那么，这项大规模研究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儿？

可就是这样一个备受争议的研究思路引入了国内。更让一些专业人士不解的是，李忠秋团队研究的所有数据来源是问卷调查。

事实上，马拉在统计建模的过程中，是排除了一部分研究结果的，其中就包括了采用问卷要求人们回忆猫的捕猎经历的研究。可见这种方法得到是一种低级别证据，只能作为辅助手段。更好的证据，来自无线电项圈、“小猫摄像机”、粪便分析等比较精确的跟踪研究。

长期研究动物伦理学的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郭鹏及动物保护研究人员公开撰文，指出李忠秋团队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缺陷，会影响其所得出数据的偏差。问卷调查本身的局限性，回答者回忆的不可靠，取样的偏差等等。

李忠秋表示，之所以选择问卷调查的原因是，在中国没有关于流浪猫捕食野生动物的基础研究数据。

在美国，对于流浪猫的研究经过了近百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公众可以听到各种声音。郭鹏担忧的是，当一种在科学上并不严谨的方法，突然闯入国内，并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结论，可能造成一种后果，武断的言论由于优先控制了整场讨论而变得没有敌手。

尽管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支持者秉持的态度是，不完美的数据也是数据，如果有人想要表达流浪猫没有那么大威胁，请拿出你地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有发言权。

这让原本一场合理的科学讨论，陷入了一种诡辩的逻辑。

清除所有流浪猫可能吗？

2007年，加利福尼亚的离岸圣尼古拉斯岛经历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一位能俯瞰整个导弹测试基地的指挥官直言，这对美国海军而言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他们清除了了岛上所有59只猫，将它们绝育，并全部运送到了收容所。

整个作战耗费了长时间的计划，18个月的设陷，使用250个捕兽夹，还有追踪犬，以及陷阱监测系统。而驱逐这些猎捕本土鹿鼠和国家保护物种夜蜥的猫，总共花费了美国政府300万美元。

在猫都是生态威胁的论调下，马拉的观点是，优先选择清除所有户外的流浪猫。不一定是杀死，也可以是领养、收容。马拉承认，资金、场地是巨大的问题，所以他支持在某些情形下不得不考虑致命手段。

虽然马拉在《猫战争》中多次强调，猫不是野生动物灭绝的最主要因素，栖息地破坏、气候变化等才是主因，但他认为，为了不让流浪猫演变成大灾难，人类应该采取预防性行动。

在郭鹏看来，即使是预防性行为，也同样需要建立在严谨的科学研究与事实证据之上。特别是当涉及到像猫这样的动物生命时，需要采取数量控制措施时，也有消极行为与积极行为之分。通过TNR控制猫的数量增长，通过免疫等来提高个体生存质量以减少公共卫生隐患，这些都是积极的预防措施。

事实上，无论是论文还是著作，马拉并没有告知清除所有户外的流浪猫会产生什么其他影响。

艾比盖尔?塔克在《人类“吸猫”小史》给出的文献资料显示，一旦猫在生态系统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几乎不可能把它们驱逐干净。它们有惊人的繁殖能力，几只“漏网”之猫就足以让它们恢复和从前一样庞大的族群基数。所以，即便在岛屿也有大约20%的剿猫行动以失败告终。

并且有的时候，由于原先的生态系统已经被猫彻底摧毁，这种情况下减少猫的数量反而有害无益。2000年麦夸里岛成功扫净了所有的猫类，但紧接着数量激增的兔群饕餮了岛上40%的植被，因此引起的滑坡将企鹅群埋入土底。

“真正的困难在于科学家们所谓的猫的‘社会接受度’，人们就是见不得猫被杀死。”艾比盖尔?塔克注意到，“人”的因素是不可能被剥离的。

既有温度又讲道理的保护生物学

清除所有流浪猫，看似有包罗一切的气魄，实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逻辑。这种想法，不仅矮化了保护生物学所拥有的智慧，也和这个学科的广阔世界观背道而驰。真正的保护生物学既听得到来自野生动物的遥远的呼救，也能包容人类近在咫尺的同情心。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课程中强调，保护生物学有其重要的原则。首先，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来不只是科学问题这么简单，还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环境法学、哲学等；其次，人类参与是不可能被排除在外的，这就需要体察人的需求、欲念、规则、体制、文化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其他物种怎么生存。

更为重要的是，保护生物学是解决实际冲突和矛盾的学科，怎么才能把实验室的研究变成有用的东西，这是它尤其关心的内容。

藏区流浪狗冲突问题就是一个案例。流浪狗，一方面不惧怕人类，虽是拾荒者，但却可以肆意攻击人类；别一方面，牧民的生活区域与野生生态系统很接近，流浪狗回归半野化状态，又具有很好的社会性，能与野生动物展开资源的争夺。2018年，《中国科学报》曾就藏区流浪狗问题采访了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雪境）。

世界各地应对流浪狗威胁的方法，主要是手术绝育、建立收容中心或者有计划地捕杀。但藏区流浪狗究竟该用什么方式解决，并不能简单得出结论。为此，雪境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学调查，并和政府、寺院、村庄等多个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了深入访谈，了解他们对于流浪狗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案的倾向。

在藏区，因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藏民对流浪狗的容忍程度非常之高。因此，通过有计划地部分捕杀一定区域内的流浪狗会遭到藏民的强烈反对。而且，有研究表明，通过捕杀控制流浪狗种群的办法很多时候并不能奏效，它需要一个地区在大范围内同一时间进行才能保证效果。

政府和一些民间组织在藏区建立了一些流浪狗收容中心，进行集中管理。但对他们而言，随着收容数量的快速增加，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

于是，雪境提出的最终方案是以绝育为主。通过政府出资和补贴培训激励当地兽医对流浪狗进行绝育手术来控制其数量增长，并联合寺庙的力量来推动更多的当地百姓领养流浪狗。这就是TNR方案。

尽管马拉和李忠秋质疑TNR本身作为数量控制手段存在缺陷，不应该支持。可研究显示，在不同环境、不同执行标准下，TNR的效果是千差万别的。

雪境一直坚持这样的理念，必须让当地社区共同寻找和参与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保护决策的选择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完美的方案，而是在众多不完美的方案中，它是那个最能够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凝聚共识，不是仅仅拿科学知识灌输说教，而是要有方向地启发引领，互动式协商讨论，求得公众的深刻认同。只有这样，生物多样性保护才能真的前行。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16/j.biocon.2020.108690

https://doi.org/10.1038/ncomms2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