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则行，破则立。破“四唯”专项行动开展已近两年，但如何立、立什么仍是困扰科技成果评价体系改革的重要难题。

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热情高涨，另一方面考核指标仍频泼“冷水”；一方面强调科技成果转化，另一方面基础研究被忽视；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数量猛增，另一方面滥竽充数之风逐渐兴起……科技成果转化的“天枰”应如何保持平衡？

不久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率先出台破“四唯“十条意见，通过改变“赛马”规则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意见指出突破行业科技领域“卡脖子”关键技术的；单项科技成果转化到账经费1000万元及以上的等9种情况可直接竞聘正高级。

改革的集结号下，科技成果评价如何立得住，立得稳？近日，多位专家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强调：科技成果转化应尽快纳入职称、人才项目等评价考核体系，考核标准应更加注重成果转化的意义而非效益。

同时，专家强调科技成果转化应立足基础研究，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行业问题，不能借科技成果转化之风滥竽充数。

“评价体系不能一刀切”

长期以来，“唯论文”导向导致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和科研精力偏离，单一的评价“尺子”让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堵心”、“伤心”、“烦心”。

“虽然我们团队已经实现了多个专利技术的转化，并创办了公司，但当团队年轻职工和博士听到‘不发论文怎么评职称、怎么毕业’的评论时，还是很沮丧。”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所环境材料与污染控制研究部副主任余道洋告诉《中国科学报》。

实际上，余道洋团队从2012年就开始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并参与组建了三个公司。“我们希望科技成果转化可以纳入评价体系，尤其是职称评价。应对不同类型的科研人员开展分类考核，基础研究方向的，主要参考论文等要素，科技成果转化方向的，主要参考成果转化等要素。”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工厂研发中心主任李阳坦言：“长期以来，论文是科研人员职称评定和各项考核的最重要标准。因此，从研究生培养开始，就以发表论文为目标，培养目标单一，对科研的实际应用和成果转化不仅接触少而且缺少思考，毕业后进入科研工作，缺乏成果转化的能力、动力和视野。”

对此，李阳建议：“尽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科研人员评奖、评职称的多元评价选项，更好更快地促进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

北京科技大学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王沿东认为：“科研人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面向基础研究，第二类面向应用基础研究，第三类面向科技成果转化。对应用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不应只看论文，应该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这两类人员的评价体系。“

随着国家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支持的力度加大，近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对标国家战略和中医药行业需求，不断调整政策，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体系。该校开展中药智能制造应用转化的青年教授吴志生正是在这种体系下快速成长， 34岁评为教授，遴选为中药智能制造与全程质量控制创新团队负责人，中药提取分离过程现代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学科带头人。

实际上，吴志生在读研究生时，就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乔延江瞄准国家中医药行业的重大需求，开展中药制造在线控制、中药制造数字化等核心技术的攻关，并在多家企业开展转化。“我校在评职称时，好的科技成果转化不亚于高水平论文的发表。正是因为科技成果转化纳入学校职称评价体系，学校政策好，我才得以快速成长。

“转化不能割裂基础研究”

破除“唯论文”顽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否要意味着必须将“病灶”一锅端？发论文与成果转化难道只“相杀”不“相爱”？随着科技成果转化“呼声”四起，对基础研究的忽视引起专家的担忧。

“成果转化与发表论文并不冲突。在成果转化过程中，解决的科学问题和实际需求都可以作为论文创新思想的起源和数据的来源，同时发表论文又为成果转化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基础研究应该与成果转化有机结合，极端偏重任何一方都不利于国家科研的发展。”李阳说。

王沿东认为：“提倡科技成果转化的同时，也要注重基础研究。短期内不做基础研究似乎没有太大影响，但长远来看，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将被掏空，并在竞争中被赶超。”

吴志生坦言：“我们不能极端追求成果转化，忽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基础研究搞不上去，成果转化就无法实现。过度强调成果转化，会造成部分投机取巧，打着成果转化招牌滥竽充数的行为。”

吴志生进一步说道：“当前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我们需要面对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成果转化，尤其是‘卡脖子’的核心技术，而非取得一点点成绩就津津乐道的转化，这需要重视原始创新，重视基础研究，两者要结合而非排斥。”

此外，王沿东还指出：“国家重大项目的设立也应立足国家重大需求，项目的评审要真正依靠一线专家，真正使项目成果走向应用，而不是成为极端技术手段的‘练习场’，最终束之高阁。”

“成果比拼不能只看经济”

目前，我国国家层面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已“力不从心”，地方性规章又具有地方特点，不能生搬硬套。转化的科技成果应该如何“PK”？

李阳认为：“成果转化不能完全从经济指标来考核。成果转化还具有创新性、引领性和社会效益，有些是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或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

“就好比，一项科技成果转化了5千万，但产生了一个可以解决老百姓迫切需求的廉价新药，而另一项成果转化了4个亿，但产生了一个价格高昂的保健品。经济指标高低不能说明成果转化的价值。”吴志生说，“无论是发论文还是做成果转化，都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敢坐基础研究的‘冷板凳’。”

不仅如此，在李阳看来，“科技成果转化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并非都能成功，对难度大、有重大价值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更不能因为转化慢而否定，应该给予扶持和鼓励。”

对此，余道洋表示认同，“科技成果转化后，公司经营状况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成果转化后，能够成为真正的技术被使用。”

余道洋还指出：“多年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对成果后续研发落地的推动力不足，也是导致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美国就开始了最早的科技成果评价。目前，美国国防部的科技成果评价主要采取“技术成熟度概念”，该评价体系细分为九级，级别越高表明该技术越成熟，走向成熟产品的可能性越大。日本的评价指标主要关注是否在国际上建立新的研究领域，是否创造了价值或取得了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研究潜力等。

科技成果评价体系是多元的、动态的，“在改变科技评价政策的同时，还应该提出相应的对策。但无论政策如何变动，科研人员都应该专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不忘初心。”王沿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