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在人群中自我增殖，吞噬生命，遭遇人类这个物种的反抗，最终偃旗息鼓。然而，下一个震荡波会是什么？”

“假如这样的四级病毒在世间暴发，超级城市纽约被迫施行隔离疑似病患的‘远古法则’，情况会怎么样？”

“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假如一种四级新发病毒扩散到北美或任何一个大陆的百万级人群之中，医院是否有能力处理这么多的患者并照护他们？假如感染人数超过百万，流行病学家是否有能力追踪并打破传染链？”

这是美国非虚构作家、《纽约客》撰稿人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下简称《血殇》）中的发问。在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积已超700万人的当下，这位已66岁的科学记者的问题尤其引人关注。

本书2019年在美国出版，现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在国内出版，这是他撰写的关于埃博拉病毒的最具影响力的非虚构经典之作《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以下简称《血疫》）一书的续作。

普雷斯顿师从美国著名的非虚构作家约翰?麦克菲，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英文博士学位。《血疫》1994年出版后长踞《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达61周，现已翻译成30多种语言，销售300多万册。普雷斯顿因此获得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他也是有史以来唯一以非医师身份获奖的得主。《血疫》改编成的同名电视剧，2019年5月在美国播出。而《血殇》改编的电视剧正在制作中。

《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美]理查德·普雷斯顿著，姚向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定价：49元

真实而惊心动魄的记录

1976年9月9日，非洲扬布库天主教传教区，比利时修女比埃塔为一名发着高烧的妇女接生，比埃塔修女没有戴橡胶手套给产妇检查，产妇出了很多血，“……第五天，比埃塔修女开始感觉不舒服”。随后，她出现头痛欲裂、发烧、呕吐、全身疼痛、出血等症状，接着是无法起床、身体迅速地衰弱，“比埃塔修女的面部表情发生改变，她的脸变成一张茫然的面具，似乎丧失了所有情绪，眼白充血”。后来，人们才知道，她们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这是本书的开篇故事。叙述中的细节真实而惊心动魄，甚至让人感觉到惊悚。普利策奖得主、《大灭绝时代》作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说：“《血殇》就像一部惊悚小说。里面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所以读来更惊心动魄。”

《血疫》《血殇》两本书都是非虚构作品，其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

《血殇》从4个部分、两个时间段来叙述，其中第一部分“无名瘟疫”、第三部分“远古法则”描述了1976年埃博拉病毒暴发的开端，“无声闪电”“血殇”两部分写的是2014年的情形。

如同日记般按照时间顺叙埃博拉从开始到逐步被人认识的每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有从流行病学角度记录病人得病的原因和发病过程；有医护人员的救护，还有世界各地的专家们的研究，他们中许多是在塞拉利昂的凯内马政府医院工作，有从1976年就开始与埃博拉打交道的病毒专家，也有为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孕妇接生的医生，等等。

书中写道，非洲的医务工作者“是挡在病毒和你我之间的一道防线，尽管这道防线是这么薄弱，正在牺牲中不断消融”。

“几乎所有的病毒都不为科学所了解”

6月初，刚果（金）西北暴发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这是自1976年以来该国第11次发生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有6名感染者，其中4人已死亡。

在世界通用的生物安全等级中，艾滋病病毒、SARS以及新冠病毒都是三级，而埃博拉病毒则是最高等级的四级病毒，其死亡率在50%至90%之间。从1976年发现埃博拉病毒首次感染人类以来，疫情反复在非洲大陆出现。

为撰写埃博拉的报道，普雷斯顿1993年进入非洲疫区，采访了数以百计的相关人员，赴采访对象曾到过的现场，还有医院、实验室等地。“书中内容来自数以百计的个人访谈和数年来对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档案及原材料的研究。所引用的原话来自我对谈话对象的访问或他们对逝者言论的回忆”。

《血疫》中第一个故事写的是侨居于肯尼亚的法国男子夏尔莫内（化名）生命中的最后15天，尽管通过病毒学家的对病人流行病史的调查，基本能还原出其发病的原因和过程，但他还去莫内生前到过地方采访、观察。普雷斯顿个人网站上有一张照片，1993年，他穿着生化防护服进入奇塔姆洞穴，该洞穴被认为是莫内最有可能感染上病毒的地方。

从书中可以看到，普雷斯顿并非只有叙述故事的能力，他对科学的认识和写作能力也让人惊叹，如书中这样描述病毒：“想要理解病毒，不妨将它们想象成生物机器。病毒是一台生物质的纳米机器、一台微小、复杂、有点毛茸茸的机械，它有弹性、可弯折、能扭摆，动作往往不是那么精确：由黏糊糊的构件组成的紧凑型显微机械。”

“生态系统内几乎所有的病毒都不为科学所了解。”普雷斯顿告诫人们。

他还提醒说，“现在，我预测一场全球性疫情将会暴发，由某种新发病毒引起。一种能够通过肺部感染人们的高致死率‘干’病毒，能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美国纽约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安东尼·阿皮亚评价说：“《血殇》充满了道德、医药和流行病学的两难，这表明我们处于最好和最坏的境况。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而不是病原体的。但是，即便普雷斯顿关注的是西非一家资源不足的医院里的临床医生、护士和科学家，他也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在世界范围内的脆弱。这部编年史令人揪心，但并非毫无希望。”

的确如此，“既然病毒可以改变，那么我们也能改变。”普雷斯顿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