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20年工作要点》中有关重点支持“文科实验室”建设的内容公布后，有媒体为之欢欣鼓舞，但相关报道不知为何要采用“文科生不再受鄙视了”这个颇为夺人眼球的标题。

“职业歧视”可以追溯到上古社会分工、职业产生之时。“学科歧视”也出现在古代，那时是资政的传统文史占据绝对优势，而与技术相关的行业则被排斥在正统之外，这也是“李约瑟难题”出现的原因之一。上世纪初，中国大学采用西方学术分科制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史渐渐式微，“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工优先意识在中国社会流行开来，且延续至今。但仅以有无“实验室”来衡量文科与理工科之间的长短优劣，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其实，“文科实验室”也不是“新生事物”。早在20年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即建立了文科类的新闻摄影实验室。此后，一些大学的管理学、法学、教育心理学、财政学、会计学、文秘、影视动漫、艺术设计、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等文科专业的实验室也陆续设立。2012年教育部对全国50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进行验收，其中就包括27个文科类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及其衍生出来的新范式运用到大学文科的教学及科研之中也是必然的。从学科交叉的趋势看，大学文科也确有借鉴理工科的研究方式、方法的必要。但任何有关的政策措施都要经过实践，才能检验其真正价值，不应该在政策措施出台之初就一味地张扬优长而忽略困难及不足，这是其一。

其二，“文科”这个名词既包括文史哲一类的人文学科，也涵盖了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而像新闻传播学等则兼具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性，所以现在谈论“文科”必须先厘清概念。

从大学的现实看，建立“文科实验室”的主要是社会科学专业和文秘、市场营销一类的“应用文科”专业。这些专业受新技术的影响更大，也更为直接，需要“实操”过程的培养和训练，才能适应社会和职业的要求，建立相关的实验室自然有其合理性。

但是，时下的“文科实验室”多数仍偏重于模拟、实训，类似理工类基础学科的教学实验室。与研究型的理工类实验室不同，它更多的是技能和职业的培训，并不能直接产生足以影响学科发展的科研成果。因此，建设“文科实验室”只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其效应不可能体现在弥合文科与理工科之间的鸿沟之上，至于消除理工科对文科的所谓“鄙视”更是无从谈起。

这样说，并不是在认同有关文科与理工科关系上的社会偏见，而是为了明确二者之间的学科界限。就当今学术发展看，学科交叉和跨学科早已是必然的趋势。但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的前提条件是先要有一个自己的“学科”，以这个学科为基础才能谈“跨”到其它的学科或者学科间融合。否则，就成了瞎子摸象，即便是跨了学科也未必自知。

明确学科界限，不是要比较学科之间的高下，而是为了明确各个学科之间的不同分工。胡适当年所言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讲的就是学科的平等性。

一般而言，理工科是基于实验的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则是基于人和社会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工科的实验室多于文科，是学科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文科无须在数量上进行攀比。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既然是人与社会，那么它的“实验室”就应该是整个社会。大学生的“社会实践”不是单方面地向社会学习，更多的是在用专业知识分析和研究社会，最后锻炼一种改造社会的能力。

概念的明确也是保证政策措施彻底贯彻和正确执行的基础。现如今，有关中国大学发展的意愿确实很强烈，但从过去的经验看，务实地提升水平较之大张旗鼓的宣传对于大学的发展更有利。一些新近发明的诸如“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等等有关大学改革的新名词，虽然已经在执行和落实之中，但新名词本身的内涵与外延均处于未完成或相对模糊状态，边讨论、边摸索、边执行的过程，对政策目标达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文科实验室”也不例外。它仅仅是适应时代、促进大学文科发展的手段之一，没有必要把它的作用夸大到拯救整个“文科”的高度。它更不可能一举扭转有关理工科与文科的社会偏见。

总之，明确概念是防止“概念化”倾向的前提。只有超越了“概念化”，政策和措施才会产生实效，也才真正有利于学科的完善和大学的发展。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