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议国家对医药等中间体产业给予政策引导和支持，构建高端医药产业链，提升源头绿色和本质安全的中间体产业水平。”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说。

乔旭指出，当前，我国医药等中间体产业链结构性失衡，表现在产品结构趋同、品种单一，大多产能过剩，中高端产品供应不足。其中，医药及其中间体销售高度依赖国际订单，主要集中在维生素C、青霉素等附加值低的大宗产品，而较高端的医药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和专利原料药往往依赖进口。

“由于企业投资环保装置成本抬升、产能受限，一批企业难以自救，导致了医药等中间体产业陷入被‘一刀切’或‘切一刀’的困境，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下，防控物资和疫苗药物研制生产等迫切需要医药等化工中间体等物质支撑。”乔旭说。

“医药等中间体产业因既可规避专利壁垒，又具备投资利润率和附加值高等优势，已成为各国发展精细化工的重要方向。”乔旭说，随着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抬头、国外技术封锁与脱钩风险加大，全球化工与医药等产业链断链风险也在增加。

他表示，为应对医药等产业可能断链的考验，可以从三方面着手：

向内挖潜，构建“内循环”产业链。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推进“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和制剂”一体化内循环产业链的整体升级。相关产业都应向上下游延伸产业链，即与基础化学原料生产紧密对接，规避海外关键原料垄断；同时做强原料药与药品制剂等终端产品，定制化生产医药等中间体，将价值链高端制造业留在国内。

强化创新，夯实技术支撑体系。重视科研投入，跨学科、高起点建立各类工程技术中心，为医药等中间体新品种、新工艺研发提供载体。重点针对重大传染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防治需求，瞄准高端药物及其中间体，鼓励人才与资本流入，采用生物技术和先进绿色工艺，提高医药及其中间体生产原材料利用率，减少污染物排放，打造低污染、低能耗和高附加值的绿色工艺流程。

壮大集群，打造分工协作、互利共赢的“共生体系”。鼓励具有强劲实力的科技型企业脱颖而出，加强生产要素整合和业务流程再造，提升产业基础水平和行业集中度。鼓励中小企业发挥贴近市场、决策迅速、机制灵活优势，走差异化产品路线，培育一批专业化水平高、技术竞争力强的细分领域专精特新的“隐形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