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肆虐期间，民众被困在家中足不出户。如何度过这漫长的困守时间？

一时间，传统出版机构纷纷向公众发放“大礼包”——开放数字资源，而且是免费的！

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全面开放所有中小学教材教辅，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平台免费开放1300余种电子图书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开放了博雅讲坛App上的多种数字教材，当当网云阅读平台联合各大出版社，给全国读者免费开放电子内容……

面对这些本来定价不菲的“免费精神午餐”，读者会如何享用？免费浪潮对出版机构的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近日，《中国科学报》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副总编辑、上海中版图书公司董事长刘佩英。

《中国科学报》：您在百道网发表文章《内容免费浪潮，出版业正在进行一场变革？》，应该是最早关注到这场疫情中内容免费现象并进行探讨的出版人。您是如何看待疫情之下出版机构的免费浪潮的？

刘佩英：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自己的数字资源，并不是新鲜事物，但是如此大规模地一致开放，势必会影响出版业的下一步发展。

首先，这是出版业实践社会责任的应有举动。大疫当前，各行各业都在发挥自己的行业优势，就像医院送去医生、工厂送口罩、菜农提供蔬菜一样。出版机构的行业优势就在于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因此，当社会需要的时候，免费为大众提供方便易得的知识产品，是应有之举。

其次，免费浪潮，也体现了我国出版机构的大局意识和大我情怀。出版机构毕竟是市场主体，有生存压力，而版权是出版社的核心资源。企业能大规模地免费开放自己的核心资源，是了不起的高尚行为。我想提一下，这也体现了我国出版机构国有性质的优势。

最后，我认为免费的背后逻辑，其实是一种商业行为。出版机构作为市场主体，会抓住每一个商机。疫情之下的免费开放说到底，是一种自救，是一种业务低潮时的力量积聚，是对未来市场机会的开拓。在市场效益方面，一方面可以宣传自己的产品，让产品和品牌形象得到更多曝光；另一方面也能赢得更多的读者注册登录、成为会员，提高获客率。

《中国科学报》：据媒体报道，仅北京的出版机构就有百余家免费开放数字资源，而近段时间公众的关注度可能更多被疫情牵引，面对这么丰厚的“大礼包”，读者反馈如何？

刘佩英：内容免费开放的效果如何，从社会效益来讲，肯定是很好的，这对大家平稳度过疫情、提升自我、精神满足方面都有重要作用。但对于每一个开放的产品，到底有多少使用量或者说下载量；每一个开放的出版机构，到底触达了多少用户，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调查数据，不敢轻易下结论。但从我跟出版界的朋友交流中，能感觉效果应该算是凉热不均。有一些刚需内容，比如大中小学教材、抗疫防疫的科普图书，等等，下载效果就非常好。此前这些出版机构自己的官网关注人比较少，这次免费之后，注册人数翻倍，用户扩大，这算是一种很成功的营销。而其他的一些普通大众读物，非刚需的，效果就一般。

我希望，有条件的文化产业研究机构，在本轮免费开放热潮中，对用户的使用规律、使用效率、使用效果做一个调查。电子书、视频音频内容、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这是大多数出版机构已经在做的工作。但是这些内容是否符合客户移动端的使用需求，还要做进一步研究和改进。现在有些内容就算免费开放，都不一定有人愿意用。如果能从这次大规模数字产品免费暴露在市场中的现象中，探索出一些数字产品使用规律，就能帮助出版机构走好下一步的数字出版之路。

《中国科学报》：这段时间不少出版社紧急组织与疫情相关的健康、生活类图书出版，并采用电子首发的形式，您如何评价？

刘佩英：在疫情暴发的时候，迅速、第一时间出版指导民众防疫抗疫的图书，是出版社的使命所在。网上自然也有相应的一些信息，但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更权威、更系统，因此，更有指导价值。采用电子首发，就是希望能破解纸质出版流程慢、传播慢的劣势，让有用的信息尽早到达读者手中。

但是现在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很多出版社一窝蜂都去做防疫知识的图书，内容大同小异，医学科技类出版社有医学出版基础，出版这些图书有优势，一些非专业出版社也为了体现存在感，而出版这些科普类读物，就有些资源浪费了。另外，从现有的出版物看，其内容深度和广度还可以再挖掘，现在的视角多为防疫科普类，那么，是不是也可以从历史、管理、法律、统计学等社会科学角度去开发一些读物呢？

《中国科学报》：这次疫情会对出版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佩英：这次疫情给我们传统出版人再次敲响了警钟，擂响了数字化转型的声声战鼓。疫情之下，书店停业、物流不通、学校不开学，纸质图书的销售一片迷茫。而手机移动端则进一步成为民心之所系的地方，攻占了民众的信息获取点。出版社已经在采取行动，纷纷“触网”，如开始重视视频荐书、视频卖书。

疫情之后，我认为一方面，出版社会更加坚定“精品出版战略”。另一方面，就是寻找新出版之路，即做更好的电子产品、数字产品，做知识服务平台，做垂直领域专业平台。

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会更加迫切。对此，我有三点预测：一是出版机构的云上办公系统会进一步完善。有些出版机构很早就有完善的线上办公系统，这次居家办公效率就会很高，基本不影响业务流程。而有些中小社就相对发育不良，线下流程仍然繁琐缓慢，居家办公后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会促进其下决心完善自己的线上办公系统种种暴露出来的问题，会促进其下决心完善自己的线上办公系统。

二是很多出版机构会建立专业团队来开发数字产品。专业的事情，要有专业的人来做。以前有的出版机构因为数字出版的收益很小，可有可无，都是纸质编辑兼着做点工作。这次疫情会让有些出版机构下决心引进做数字出版产品专业团队，而不只是让传统图书编辑简单转型。

三是这次免费浪潮会让一些出版机构好的数字平台脱颖而出，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文泉学堂知识库，中国农业出版社的“智汇三农”农业专业知识服务平台，以往可能受关注不多，这次在疫情下就“跳出来”了。当然这与他们内功早已修炼得好有关。知识库权威、准确、系统、全面，能够帮助某一个行业或者领域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科学报》：早在本世纪初，就有言论称电子书将替代纸质书，而实际上近20年了，纸质书发展态势还很好，这次疫情会影响二者的发展吗？

刘佩英：电子书和纸质书是相爱相杀的一对，因为实际上他们只是形态不同，内容大部分是没有差别的。这些年，你会发现纸质书不但市场规模在增长，而且做得更漂亮、更精致了。

但是，我们所说的出版数字化转型，绝对不是纸质书的电子书化。电子书只是数字出版的一种，或者说最基础的一种。就目前所论，数字出版主要是指生产、传播适合移动端阅读和视听的内容。各种繁复的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也是需要移动端的接口，否则难以称为真正的数字产品。

这些年观察下来，我认为，从本质上讲，图书出版和移动端内容出版，它不是一个行业，而是两个不同的行业。二者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的市场逻辑，完全不同的营销方法，完全不同的成本结构，完全不同的用户类别，这就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完全不同的素养和技能。

说实话，要我们传统出版社转型做数字出版，挺难的。未来数字出版到底是由传统出版人来承担，还是由另外行业的人来承担，比方说互联网从业人员或者教育培训行业人员，现在还很难说。

《中国科学报》：对于传统出版机构来说，如何基于自己的内容开发数字出版呢？

刘佩英：虽然数字化转型很难，但不能说就不可以有所作为。

首先要整合资源，比如说根据出版社的内容优势，把相关行业的知识整合在一起，就某一个知识领域打造独有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在形式上要碎片化，在风格上要人性化，在供给上要持续化。

其次，要学会用声音和画面讲故事的能力，要学会运用场景。图书是静态的，但移动端是动态的，用户获取的习惯会大为不同。

再次，要有互联网营销的能力。市场在哪里，用户在哪里，营销就要做到哪里。因此，如果用户都在互联网上，而我们仍然热衷于在线下搞各种活动，就属于是自娱自乐了。

当然，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是传统出版机构要有开放的心态，要敏锐关注外界和行业的变化，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面临困难和转型的时候，说看不见，我什么也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