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羽扬团队在内蒙古自治区居延遗址做现场调查。

“还是需要改。”

“我认为不能改。”

“不能改，就不能提交论证。”

“不提交就先不交，我不着急，讨论清楚再说。”

……

在编制文物保护规划中碰到保护区划边界问题，一不小心触及开发建设用地，这样讨论争执的场面，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汤羽扬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汤羽扬有自己的底线——“要么你不让我来编制保护规划，来了就必须保证文物安全、环境和谐”。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在编制文物保护规划中，为了减少类似摩擦发生，原本作为乙方的设计单位，常常主动出击给甲方反复讲述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以及保护区划分级控制管理的作用。

不久前，2020年北京长城文化节闭幕式上公布了“寻找最美长城守护人（北京）”评选结果，汤羽扬的名字赫然在列。

不计名利提供“增值服务”

湖南妹子泼辣直爽。长在北京、籍贯湖南的汤羽扬，曾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骨子里就有着一股“辣妹子”的劲儿。

随父亲回到湖南大庸三线后，汤羽扬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进入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后留在母校湖南大学任教。1992年，调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建筑大学前身）建筑系，与文物保护的“亲密接触”也由此开始。

汤羽扬最初接触建筑遗产保护是1993年，当时她参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老教授臧尔忠的团队，承担三峡工程淹没区地面文物保护的大量工作。她带着团队跑遍了三峡淹没区，完成了大量古建筑测绘、保护工程方案及搬迁工程设计，一晃就是13年，“深刻地体会到建筑遗产的保护不单单是技术问题，还有着复杂的人群、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影响技术上的决策”。这也使得建筑遗产的多样性以及面临的各类社会问题，成为她今天教导学生的话题之一。

直到2005年，北京启动长城资源调查，汤羽扬又带着团队投入了大型线性遗产长城的保护工作。从小长在皇城根下的她，对长城充满了无限热爱，“凡是触及长城的事，无论大小，我都喜欢做”。

很多个周末，汤羽扬招呼着研究生租上一辆面包车，到北京长城沿线进行调研。从平谷将军关，到密云古北口、吉家营，到怀柔渤海城、延庆岔道城、门头沟沿河城……他们的足迹遍布北京500余公里的长城。

后来，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除北京以外，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完成了9000余公里长城保护规划的编制，总长度占中国境内长城的44%”。

一开始，内蒙古自治区提供的项目经费并不多，但汤羽扬带领团队还是毫不犹豫接下了规划编制工作。“做规划、做设计，不是经商，原本就不是一件发财的事。”

在她眼中，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文物古迹更容易原样地留下来，一些地方政府虽然财政不宽裕，却有意愿拨出经费进行文物保护，这样的行为值得鼓励。而规划对于文物保护又是非常重要的事，有了顶层设计和明确的指导性文件，才能依规进行合理保护。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7000余公里的长城，涉及十几个盟市、几十个旗县，为了方便地方政府使用，他们的保护规划细化到了每个旗县，打印出来的保护区划图就有近1米高。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可，最终追加了规划的经费。此外，在合同之外他们还完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长城保护区划的分区GIS图，为地方管理提供了便利。

就在汤羽扬带着团队东奔西跑的过程中，《中国长城保护报告》白皮书、《长城保护总体规划》……与长城有关的保护规定纷纷出台。基于北京、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调研与规划编制，以及参与的长城保护修缮工程，汤羽扬带领团队编著了《中国长城志·建筑》。

长城保护要加入考古视角

说起长城，公众想象中的是蜿蜒的城墙、雄伟的敌台，但如果用考古的眼光看长城，长城也许要褪下那身“华美的衣袍”。

2019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长城保护总体规划》明确指出，“长城是古建筑与古遗址两种遗存形态并存、以古遗址遗存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对于这样的长城如何保护和维修存在很多争议。

汤羽扬的观点是，“长城在刚建造的时候的确是建筑，但今天它更多的是遗址形态。我们要让公众知道长城现在的真实状态，在维修工程中吸纳考古人员的参与，以考古清理的方式对待那些塌落的材料，还原其真实面貌，而不只是为了墙体安全补一些砖，更不能按推测维修长城”。面对各地对长城旅游的高度期望，她始终认为，需要认清楚长城的现存状态，采取最适合的方式展示并阐释长城，而不是简单地登长城。

今年4月，北京建筑大学与北京市文物局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汤羽扬任常务副院长。紧接着，6月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就推出了同名公众号，5个月来发布了原创文章40余篇，网上会话2000余次，如“长城考古工作与长城保护维修”“箭扣长城脚下一场关于长城保护修缮工程理念与方法的研讨”，用专业视角、现场记录，向公众宣传长城的知识、价值及保护理念。

长城的保护传承究竟难在哪儿？

汤羽扬告诉《中国科学报》，一是长城本身的保护，二是公众、地方政府对它的期望与利用之间度的把握，“恰当、适度，其中‘度’是最难把握的”。

虽然有很多法规明确了长城保护的要求，但实际操作上却没有一把通用的尺子。

她举例，《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要求长城应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提出原则要求长城两侧各扩不少于50米为保护范围，保护范围边界外扩不少于10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但同一道长城，北京辖区一侧保护范围是500米、建控地带是2500米。河北辖区一侧保护范围却是50米，建控地带是100米。一道长城两侧区划相差极大。“协同与细节管理协调非常重要，这也是最容易产生矛盾的地方。”

“游走于建筑视角之外看长城保护，你会发现建筑与考古、旅游等的密切联系，也可以试图向考古、旅游行业人员解释同一件事。”在汤羽扬看来，这是一种奇妙的体验。而她也将把这种体验带入之后的北京长城文化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与设计中去。

“中西医结合”给长城“看病”

“我很愿意出去跑。我们团队有时候开玩笑说，一年不出去跑两趟都觉得身心不爽。”汤羽扬笑着说。

来到了山上，汤羽扬往往走在最前头，而回头看年轻人却卡在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她打趣道：“年轻人还不如老太太。”随即，伸手拉他们一把。

在众多调研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居延长城。那一次，她的博士生刘昭祎也参与其中。

那是一段汉代、明代的长城，邻着我国最大的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第一天由于高原反应，刘昭祎就发烧了。第二天，他们便踏上了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黄沙漫天，如果没有当地人带路，根本无法辨认路在何方”。车子在沙地里倾斜地开着，最倾斜之处接近50度。

穿过黄沙是一片黄澄澄的胡杨林，众人眼前豁然开朗。可是再用手机定位，却没有信号，怎么也定位不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跑了十几天，从内蒙古额济纳旗北部到甘肃金塔县。

这一路，刘昭祎思考了很多问题，也得到了很多答案。比如，长城用夯土筑造而成，夯土怕水，为什么在这里长城能够保存长久。除了干旱的原因，它还受到了沙漠化的“保护”。但长城一会儿被沙子掩埋，一会儿又露出来，非常容易毁坏。

“我们的工作，就像一群‘医生’去给长城看病，而且采用的是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原来对长城残损病害的判定大多靠经验，就像中医治疗；近年来，我们学习并采纳了一些先进技术，如与意大利合作利用电法仪对长城墙体地基及含水率进行无损监测分析，与同济大学教授合作广泛采集长城砌筑材料，对其成分及性能进行对比研究，更像是中西医结合。”刘昭祎告诉《中国科学报》。

调研的意义虽然浓缩起来只有四个词——保护、利用、管理、研究，但“不亲自走下来，根本不明白北京的明代长城与最西端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汉唐长城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刘昭祎说。如今离长城资源调查已经过了近10年时间，近几年在北京长城维修中，将10年之前的调查资料与今天的长城情况做对比，对发现问题和变化，以及确定保护措施非常有帮助。

实践出真知的理念，还渗透在汤羽扬育人的方方面面。她曾联合国内多所高等院校建筑学专业的同行发起“八校联合毕业设计”，如今这项教学活动已经成为国内建筑学专业实践教学的一张名片。这项教学活动的一大亮点就在于，抓住城市发展当前问题，深入开展实地调研。基于此，2014年，汤羽扬团队申报的《注重中国优秀文化传承的建筑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成果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我特别喜欢带学生去现场，去接触社会，去吃点儿苦，这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经历，同时也提高了他们跟甲方、与社会和普通人的沟通能力，能了解他人所需，而不是凭主观臆断去创造。”采访结束前，汤羽扬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