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卡脖子”问题的背后是“卡脑子”的问题，“卡脑子”的问题实际上是基础研究没有跟上

·国家鼓励探索，不是拍拍脑袋啥都探索，科学问题需要和社会问题有效对接

·我就是“范冰冰”，希望Broker能够把我们的成果卖个好价钱

·青年科学家不能避重就轻，要坚守在科研一线寻找问题，要敢于挑战就做国际一流的、最难解决的问题

近日，中科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高福以“创新创业创造——坚持需求导向的微生物科学研究”为题，为中科院微生物所开设的芳澜讲堂做首场报告。

报告中，高福就如何解决“卡脖子”问题、基础研究如何同社会需求有效结合、当下科技成果转化的痛点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

以下为报告主要内容：

“卡脖子”问题的背后，统统是“卡脑子”的问题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

我个人对三创的理解：创新（Innovation）是在别人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创造（creativity）是在空地上拔地而起建新楼，创业（enterprinership）是把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而这些和基础研究紧密相关。

大家知道国家非常重视基础研究。总书记讲，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总书记还讲，基础研究要两条腿走路。更为重要的是，科学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

紧迫感是放在那里的，因为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卡脖子”问题。

“卡脖子”问题背后是“卡脑子”的问题。“卡脑子”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础研究没有跟上。创造没跟上，就不可能有创新；创新没跟上，就不可能有创业；没有创业，就不可能不卡脖子。

现在，我们要明白所有“卡脖子”问题的背后，统统是“卡脑子”的问题，统统是基础科学研究的问题。我们应该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科学问题需要和社会问题有效对接

总书记说，基础研究要两条腿走路。其中重要的一条腿，就是国家的需求。基础研究问题和需求导向问题并不矛盾，科技工作者要有能力把握中国发展迫切需求背后的前沿科学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山西农业大学念本科的时候我们就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搞科学会走什么样的路。走英国基础研究为主的路？走日本应用需求导向的路？

回过头来看看日本，这二者不矛盾。它背后就是科学问题，基础研究问题和需求问题并不矛盾。

以前，我们说日本不做基础研究只做应用，是因为日本瞄准当时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把它背后的科学问题和需求问题结合到一起，从科研角度砸钱做。

2001年，日本政府在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奖。

那一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野依良治曾评论说，日本政府提出这样的目标没有头脑。但是日本政府仍坚持这一目标，并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内设立了“研究联络中心”。

现在日本已经拿到了19个诺奖。

需求问题逐个击破，这背后是把需求和基础问题结合到一起了。

同志们，我们鼓励探索，不是拍拍脑袋啥都探索，科学问题需要和社会问题有效对接。

我这里有两个例子，全球都在想办法解决血小板生产的救命问题。2018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Koji Eto跨学科用物理技术解决了人造血小板生成。

这个技术一旦产业化，就解决了临床上血小板缺乏的重大需求。这就是一个创新创造创业的相融合模式。

继续创新科学转化体系，是对科技成果的价值尊重

中国现在“卡脖子”“卡脑子”的问题有一些已经解决了科学问题，但是解决以后，这些科学成果没有转化出去。

我们的应用转化研究太差，这是因为我们的转化机制有问题。

某种意义上，这是因为我们没有“Broker”（中介、经纪人），没有形成一种机制。明星的出场费能有那么高，难道是他们自己一个个谈的么？科技成果能否得到真正的价值，科学家不会谈，甚至不想谈，这是可以理解的。

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一个百万元级别的成果几十万元就转化了，结果是什么？

科学家觉得没意思，企业家觉得不值钱，研究所觉得这个方向无需求，社会觉得这个成果不关键。

如果有了Broker，成果卖出千万的高价，科学家有了经费去改善生活扩大研究，倒逼企业高度重视不得不去增加附加值，刺激他去提升利润空间，研究所可以确立未来发展方向，老百姓通过市场分享科技转化的成果。

美国的NIH（国立卫生研究院）、盖茨基金会和英国惠康基金会，全有这样的部门，未来我们建议基金委搞成果转化部，要有帮助科学家将成果价值最大化的职业机构。

现在，我在申请所里（注：中科院微生物所）为我们重点实验室（高福担任中科院微生物所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聘请一个成果推广助理，我要招的这个人就是“Broker”。

我就是范冰冰，希望Broker能够把我们的成果卖个好价钱。

最怕一辈子糊涂

有几句话请青年人思考：我们的文化里愿意看到现象、问题，但从来不对现象和问题去刨根问底，找到本质；找到问题的本质以后，又不去思考本质背后的自然规律。

拿我的专业免疫学为例。1980年，全世界宣布消灭了天花。这是人类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把一个微生物从地球上消灭。

中国现在还在说牛痘疫苗用得比西方还早。几千年前中国人就拿着竹管用嘴吹牛痘预防天花，但为何没人去思考背后的原因呢？

英国乡村医生Edward Jenner看到挤奶工和他们的孩子不得天花，就开始思考，经过分析认为原因是挤奶女工容易感染牛身上的一种轻微天花，他把牛乳头上的结痂（牛痘）给孩子接种，由此推动疫苗和免疫。现在英语中疫苗一词（Vaccine）就是拉丁语中的牛。

免疫学现在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学科。通过单克隆抗体药物的发展，它让癌症成了慢性病。这都是因为西方药物的发展。一开始，西方也是草药，后来一看草药治疗效果差，就变成了成分已知的化学药物，然后是生物药、基因药物，现在已经有了第四代细胞药物。

免疫学发展到今天这才多少年？它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这一切都是从挤奶工开始的，詹纳因为开辟了新学科，也被称为“免疫学之父”。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是明白以后的糊涂。最怕一辈子糊涂。

现在，我们的免疫学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吗？没有！艾滋病已经40多年了，还是一点招都没有。流感疫苗年年打，还能叫疫苗吗？所以，我们要做就做最难的问题。

做研究绝对不能避重就轻，要做就做国际一流的、最难解决的问题。只要你敢碰硬，我就不信做不出。同志们，直接上手，不要避重就轻，不要绕道！

背景介绍：

芳澜讲坛以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和中国植物病理学的主要创建人——戴芳澜先生的名字命名。

戴芳澜（1893.5.3~1973.1.3），把一生都献给了科学研究事业，历经乱世与战火，仍矢志不渝，为我国植病学发展和真菌学扎根开疆拓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辗转祖国大江南北，三尺杏坛上培育桃李无数。

据中科院微生物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钱韦介绍，研究所开设芳澜讲堂不仅是为了纪念研究所的开创者和第一位所长戴芳澜先生，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他做科研的初心和治学精神，把戴芳澜先生不畏困苦、矢志不渝、坚韧不拔的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