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最崇高的职业。

他们不仅是辛勤的园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更是引路者和逐梦人。在他们的教导下，当年的不少学生如今也走上三尺讲台，成为一名老师，续写教育佳话。

尊师重教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就以“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道出了教师的重要价值。自1985年恢复设立“教师节”以来，《义务教育法》《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以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等重要法规、文件也都记录着新时期尊师重教的坚实脚步。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在第35个教师节到来的日子里，我们特别邀请多位在高校耕耘的师者，请他们讲述学生生涯中，与对自己影响最深的恩师的往事，用这份“老师”对“老师”的回忆，向老师们献上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我的人生领路人唐有祺

讲述人：黄维（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亚太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西北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

有战略眼光的好老师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我就有这样的幸运。我在北大读博士的时候，指导老师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唐有祺，他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好老师，他对我的求学倾注了很多心血，对我之后的学术之路乃至人生之路都影响很大。

先生从同济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莱纳斯·卡尔·鲍林（美国著名化学家、量子化学和结构生物学的先驱者之一，曾两度获得诺贝尔奖）攻读研究生，并获得博士学位。

先生中西合璧的学术涵养、文化积淀，使得他对学科的发展动态、科学技术前沿的把握非常准确，这在那个年代是十分罕见的。当时，信息传播、获取非常不便利，但他每次都能利用参加国际交流、国际会议的机会，及时把握科学技术的前沿动态，然后带回团队，进行谋划布局。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曾师从唐有祺院士）能够在国内最早进入纳米科技领域，特别是纳米工具——扫描隧道显微镜（STM）和原子力显微镜（AFM）的研发过程；我成为国内最早开始做纳米材料的少数科技工作者之一，这些都与先生对科学技术前沿的洞察力、超前的思考和布局有着密切关系。所以，现在我只要有时间、有可能，也会非常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我读博士期间有一个综合考核，就是在先生家的客厅举行的。他请了七八位资深专家过来，分别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我提出问题。其间，他还几次走进自己的书房，每次回来都会拿着一本英文著作，里面有很多便签插页。他会翻开某个插页，给我念一遍，问我怎么理解、如何考虑。这个过程既是先生在考查我的知识积累、结构与深度，同时也是在引导我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与学术兴趣。

学术道路上的伯乐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唐有祺先生就是我学术道路上的伯乐、引路人，对我的研究与探索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与肯定。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在先生出访英国时看到《泰晤士报》上的一篇关于某跨国公司实现光解水制氢技术报道的背景下形成的，题目为《基于纳米团簇的太阳能光解水制氢》，是纳米材料、能源科技等多个学科的前沿研究。这不仅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非常超前的，即使到了现在，也依然是科学技术前沿。

当时，我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是清一色的学部委员（院士），他们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般来讲，博士论文答辩需要30～45分钟来作报告，我则用了一个半小时，而且我做了很多漫画来解释反应机理和过程。比如现在大家熟悉的自组装（self-assembly），当时没有这个概念，我就用了一个瓶中船（ship in a bottle）的模型来解释。

最后，先生为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作了一个非常富有前瞻性的总结。他说：“尽管目前黄维的这个研究效率并不高，但至少他证明了路径的可能性。所以，这值得我们在这个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争取有重大突破。”

整个过程中，我觉得，先生展现出了一种淡定、从容、睿智的大师风范，对我的肯定，也让我深受鼓舞。

有情怀的大先生

大师之“大”，不仅在于学识之渊博，还在于情怀之远大。我记得有一次先生约我，说“你明天上午9点半到我这儿来”，我9点半前就去了。他和我促膝长谈，一直谈到12点半。三个小时谈了很多，关于家国情怀、关于学术担当，关于社会责任、关于奉献精神，等等。之前他强调把我们培养成学科带头人，但他觉得这还不够，因为要成就大的科技事业、带领大的科技团队、打造大的科研平台，一定要有很强的领导能力。所以，要讲政治、敢担当、善作为。实际上，我觉得这与现在提的“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是一脉相承的。

先生身上最让我钦佩的一点，是他真地淡泊名利。譬如，我们一直动员他申报何梁何利基金成就奖以及国家科学技术最高成就奖，但他一直婉言谢绝。实际上，他一直都在思考非常深刻的科学问题，一心只想把自己的科学研究与整个国家、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服务国家战略，满足社会需求。

比如，上世纪50年代，他开创了中国的物质结构研究，开创了中国的结晶化学领域，这对物理化学、材料等都有深远影响；他还在国内率先发起对分子工程学领域的研究，做了国家攀登计划的第一批项目，当时全国只有11项，北京大学化学系在此之后改名为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就是源于他的前瞻思考；他还以“生命过程中的重要化学问题研究”为题申请攀登计划项目，这个课题最后成为“八五计划”重点基础项目。

后来我一毕业，先生就给我开了一个书目，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两本生物化学著作。因为他认为 是人类的终极科学，人类发展科学技术是造福人类自身，希望我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

我离开北大之后，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能够较短时间内切换科研频道。我的学科跨度，从化学到物理、材料、电子、信息甚至 。之所以能有这么宽，跟先生的影响、熏陶、指导密不可分。因此，我要特别感谢唐有褀先生，他不仅在科学追求上给我莫大的栽培和信任，在人生道路上也时常给予指导和帮助，让我确定了广博求知的人生基调、坚定不移的科学信仰、志存高远的使命担当。

先生今年虚岁100，借教师节之机，我也祝他健康长寿，继续为共和国的科技事业、教育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人生榜样常溪萍

讲述人：杨德广（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

每个人在求学生涯中都会遇到无数教师，总有一些会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带来不一样的影响。

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常溪萍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是我人生的榜样。

我于1960年9月至1979年5月在华东师大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20年。

1965年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但一年后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几经辗转流离，直到1977年才重新回到华东师大，1979年调到上海市高教局，后又调到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工作。

转眼之间，我已到古稀之年，那些青春记忆中，令我印象最深、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常溪萍和他的精神。

那时，学校里的每个人见到常溪萍都会亲切地称一声“常校长”，那种尊敬和钦佩是打心底里生出来的，因为他为师大发展的无私奉献大家都看在眼里。

犹记得“文革”初期，政治流氓聂元梓串到上海，扬言要“打倒常溪萍”时，遭到华东师大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强烈抵制。可以说，一部华东师大的“文革”史，就是以激烈的“打常”和“保常”开场的，而保常派的力量远远超过造反派。但是，由于受当时的错误路线影响，尽管保常派势力很强大，也未能挽回常溪萍最终被迫害致死的悲惨结局。

在华东师大5年的学习期间，虽然我很少接触到常溪萍，也没有直接交往过，但50多年来，常溪萍精神一直在影响我、激励我。我也一直以常溪萍为学习的榜样、人生的楷模。

1960年8月，当我第一次步入华东师大时，首先被美丽的校园深深地吸引住。校园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干净整洁，而这正是常校长苦心经营的结果。

为了搞好绿化，常溪萍在学校里专门设立了绿化科，校园内每一块地方都划了卫生包干区，由各单位包干。而他更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自己也包干了一个垃圾箱，早晚各打扫一次；为了深入了解学生、教师所需，他每天上午会到教室和学生一起听课，或到系里参加教师的教学活动，午饭时到学生食堂吃饭，听取学生意见。下午是他开会、阅读文件、处理公务的时间。4点半后，他就到操场与学生、教师一起参加体育活动，打篮球。晚饭后，他会出现在学生宿舍、图书馆或实验室。5年里，我多次在学生宿舍和图书馆看到常校长的身影。周末他经常去教师职工家里串门、谈心。每周日，他都要召开不同类型、不同对象的座谈会，借以联系群众，了解学校情况，听取批评和建议……

诸如此类的事迹还有很多，无一不体现着他对工作和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对自己勤俭廉洁自律自强的精神。而我自1965年从华东师大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50多年，也一直仿效常校长那样做事做人，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为自己所在的学校做出自己的贡献：建设绿色校园、解决教师住房困难……每当看到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我都会深深感叹：“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他用讲台作“桥梁”

讲述人：胡萱（苏州大学辅导员）

金庸先生的小说中曾写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还有一种职业，他用讲台来沟通侠文化与当代青年的价值观。我的导师汤哲声从事的就是这种职业。他师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范伯群，是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为了搞好学术，汤老师呕心沥血。他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一件往事。上世纪90年代，他几乎跑遍了全中国著名的图书馆，每年都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查阅资料。由于经济紧张，他选择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家属楼的地下室。那里的住宿条件极其简陋，空气沉闷污浊，每次他都带着一身红疹子回苏州。这些汗水积累的第一手资料，有十多个笔记本之多，内在知识都化为了今日的课堂知识。

汤老师曾跟我们说，他特别喜欢教学、享受上课的过程。我们也都能感受他上课的激情和对课堂的热爱。

他的课堂通常是这样打开的，“我来说一个故事、一个人”。他讲侠最初的起源，分为刺客和游侠，分别举了鱼肠剑的故事、荆轲的例子，通过太史公对他们的评价，一步步引导，让人很容易就明白了何为刺客、何为游侠、二者区别是什么。有时候讲到得意之处，他会不由自主地微笑，激动之处还会兴奋地手舞足蹈。

汤老师对学术、教学要求严格，但对学生特别温和。学生找到好工作告诉他，他会跟学生一起高兴；找工作时遇到坎坷、挫折，他会和学生一起难过、生气。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学者，反而跟学生之间颇为亲近，甚至学生都觉得他很可爱。

我一边从事辅导员工作，一边跟着他读博，他了解从事行政工作的困难，但又从不放弃对我的督促。平日里，他给我制定了具体规划，告诉我怎样读文献、写论文。考虑到我读博多年还未毕业，汤老师亲自督促我学习，但那天我恰好不在，他就风趣地交代科研秘书说：“你跟胡萱说，论文要抓紧，说10遍。”

汤老师曾做过中文系主任、研究生班主任，获选在苏州大学举办的首届“我最喜爱的教师”，这是一项完全由学生发起的无记名投票活动，可见他的人气之高。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教师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汤老师是真心这么认为的。他曾说，作为教师，不管你对人生、社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是站在讲台上就要讲正能量。讲台就是工作赋予你的阵地，学生就是为了学习来听讲。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用通俗文学来塑造学生品德、传递正能量，在他看来非常重要。

无尽的学与愉快的思

讲述人：傅守祥（温州大学特聘教授、浙江省钱江学者）

已故著名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叶秀山（1935—2016）研究员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时的博士后合作导师。2016年9月7日，叶先生在工作状态中溘然长逝。他的仙逝毫无预兆，亲朋弟子猝不及防，阴阳相隔的场景凝固在了那个清晨的书房：他留下了点亮的台灯，留下了正在书写的手稿，留下了打开的问题……这一切迹象似乎表明，他的身体虽然离开了这个“有情”世界，但他的“思”与“诗”依旧弥散与流淌在这个“理性”与“自由”尚远远不够的人间。

整整三年，亲朋弟子以及学界师友近百人齐聚他晚年受聘的清华大学，真情缅怀并见证了《叶秀山全集》的出版。久久仰视先生的巨幅画像，再次聆听保存影像中先生的谆谆教诲，悲欣交集。

2007年11月，在拙著《审美化生存》“后记”中，我曾这样记述对叶师的印象，“始进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随叶秀山先生做美学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先生的学识与智慧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先生的雅量与随性更显大师风范。只需留心，先生的只言片语皆有清明意蕴；先生在中国社会的张弛有度和游刃有余，我发自心底地景仰，遗憾的是却至今未得要领”。

作为读书人，叶秀山先生常说：“要学会和书交朋友，书也是有生命的，但它不会搞阴谋诡计，不会暗算你，和书作心灵交流最安全。”叶先生终生以书为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每天都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写作间”里读书、写书；在他眼里，书也是一种活着的“人”，是有“心灵”的。叶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身体力行“学”与“爱智”，分享他亲身体会到的“思”的感受。他说：“思考哲学问题是‘愉快的’，如果你真正深入到哲学当中，就会觉得打通一个理路、想明白一个道理本身就是‘好玩的’，而且这种兴趣是发自内心的，‘哲学’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目的，而不是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哲学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无数有大智慧的人对它作过研究、思考，它很值得我们对它发生兴趣，去追求它、爱它，‘哲学’本身就可以有‘吸引力’，这是我一直持有的一个信念。”

回想追随叶先生读书的11年，除了他的学识、思想与智慧令我钦敬不已外，人格魅力与为学风范更影响了我的学术人生，给了我无数启迪，但我至今仍有很多“未得要领”处。作为弟子，我一直敬佩叶先生的三种超常“定力”：一是不出差，不串会，闭门读书，全身心地“入乎其内”、自然而然地“出乎其外”；二是“念书”怡情悦性，而非世俗认定的“苦差”，所以有“无尽的学”与“愉快的思”；三是学非“谋利”更非“讨巧卖乖”或“换取富贵”，却能“自足”，若天资尚可或达智慧之境。

另外，我觉得叶先生也有三“奇”：一是先生拿出大量时间精力持续多年学习外语研读西典，有“八国联军”的轶事流传，却因何没有一部专门的译著问世；二是在其学术著述中，引号“标示”遍布，成为汉语哲学写作中的一道风景，见者各有会心，甚至引起争议，为何？三是先生一生超脱时尚俗流，却执念于精英群体的“启蒙与自由”，有何深意？

多年私下揣度，我的理解是：第一，学外语是为直接面对“原典”，不译实为避开思想上的“偷懒”；第二，近百年来汉语严重“污化”，套话猖獗、言不由心，更遑论“活态”的言语思想了，引号“标示”可以用来“点醒”读者；第三，梁任公主张“学术公器”，从不“言人非”的叶先生体念“士”志萎靡却又坚信“学”能“养”人，正如宋代大儒张载在其《语录钞》中所说“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也许这正是叶先生晚年最爱毛笔手书陈寅恪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深意。

为师之前先为人

讲述人：江海旭（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副教授）

当教师是我从小的愿望，这或许与当教师的母亲有关，但成为一名怎样的教师却与我的博士生导师有关。

我生长在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座小城镇，母亲是小学老师。在我成长的记忆中，她所带班级的学生总能在那里的小学排名中取得好成绩，因此获得过证书或者奖状。她带的学生常常来我家做客，与他们一起玩耍是我童年的快乐之一。那也是我对教师最初的记忆。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求学之路上眼界不断开拓，我的志愿从成为一名中小学教师变成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所以，我本科期间就立志读研。彼时，听闻辽宁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悦铮学风严谨，对学生认真负责，加之有学姐跟随李老师学习，最终我拜入李老师门下。

在跟随着李老师进行硕士、博士学习的六年间，他对学术研究的执着与严谨对我影响颇深。

上课时，李老师习惯使用板书，因为这会让他觉得与我们有交流；当我们遇到问题询问他时，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耐心回答，而且只要条件允许，更愿意与我们坐下来面对面沟通。

做旅游规划，前期调研、实地考察是必不可少的。我读硕士时，李老师已年近六十，但不论去哪里调研，他总是与我们一起。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每一次调研，年纪最大的他总是走在最前面，我们这些学生要跟着他的脚步不停追赶。有一次，我们坐船去大连长山群岛调研，李老师因为心中想着调研项目，便在船尚未靠岸时试图一个箭步跨上岸去，谁知脚下一滑，摔了一跤，手脚皆有青肿，但他毫不在乎，没有一丝停留就跟我们一起开始考察。

“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这是他经常强调的一句话。要知道，旅游规划必须要与当地政府、景区等多方面协调，工作琐碎。但李老师从不会不耐烦，即使项目受阻，也要想办法让它有个圆满的结果。这一点一直深深影响着我。

老师的细心还体现在批改论文时，他总会耐心地指出学生标点符号、错别字、格式等错误。而且，他要求论文发表前由他审核，避免不必要的错误。他也一直强调，论文的作者就要按照论文工作贡献体现。

李老师对学生的爱护是无私的，我申请读博士时，他鼓励我尽量申请更好的学校，这让我很欣慰。尽管未能如愿报考其他学校，但在跟着李老师读博期间，我随他参加了许多旅游项目、学术会议。我的博士论文也是在那些经历中有了雏形。因为这项研究，工作后我还出了专著。在书中，李老师为我作序，他写道：

“江海旭博士是个有朝气、踏实、热情、勤奋的年轻人。在读博期间，上山、下海做课题，搞科研；勤奋、好学，惜时如金著文章……如今在近而立之年又著书立说，着实是令为师高兴之事……”

这几句话令我颇为感动。如果不是李老师，不会成就现在的我。如今已为人师的我，也会以李老师为榜样，在科研与育人工作中做出成绩。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温才妃 王之康 韩天琪 袁一雪 见习记者 许悦采访整理）

蒋志海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