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近日，山东大学针对外国留学生的“学伴”项目在网络和纸媒上不断发酵，争议已经演化成了一个公共话题。所谓公共话题往往具备两个特征：一是牵涉的问题比较大，二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实施办法涉及国家对外国留学生的政策、外国人在中国的待遇、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等等，问题不可谓不大，涉及不可谓不广。

比如外国人在中国是继续享受“超国民待遇”，还是“国民待遇”，就是涉及面广的大问题。随着我国开放程度加大，一方面在华外资、外企和外国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国际规范和惯例的引进也在促发与此相关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此次争议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让基于国际规范和惯例的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得以清楚表达。

然而，有关“国民待遇”的问题在现实中也相当复杂。古代中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传统本身就含有主客不同的意思，哪有把客人也当成主人一样看待的道理？这个传统在不同时代虽然表现不同，但基本观念却是相同的。从好的一面看，对外国人表达友好之情，恰是国人在处理中外关系上的优异之处。从这个意义上看，那种单纯从法律上看问题，以为外国人根本不是中国公民，按照法律上责任与义务的对等原则，他们不应该享受“国民待遇”的意见不仅失之偏颇，也曲解了“国民待遇”的含义。如果没有给予在华外国人以“国民待遇”，而以其所属国法律进行管理和裁定，等于是承认“治外法权”的合理性了。

可是，优待“远方宾朋”也需要有个“度”。山东大学虽然继承了山东人一向豪爽大方的传统美德，但拿着公共资源去“以三配一”显然超过了这个“度”。

给予在华外国人以“国民待遇”或许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但决不能以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就必然可以自信到平等待人。经济条件从来都只是一个基础，它的发展水平与修养程度、处事方式从来都不是同步的，也不可能必然地促使人们反思。网络上出现的对外国人蔑视或不敬的言论，多是打着谋求“国民待遇”中外平等的旗号，似乎借助“正义”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误以为动机正确，便可以不讲规则和程序。殊不知，动机与规则、程序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因为人的因素有不可预测性，动机与规则、程序不可能天然契合，而规则、程序往往决定了动机的达成是否合理。有意思的是，面对批评，山东大学以“国际事务部”名义发表的第一次声明之所以义正辞严，也是因为他们以为“学伴”项目的动机是好的，关键是“不违法”，却没有考虑到项目的具体规则、程序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不过，媒体或网民评论中所说的，山东大学“学伴”项目的实施规定是“自卑”心态的体现，或是“自作多情”，甚至是“不爱国”，也未免言重了。笔者更愿意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一种长期养成的工作习惯。

大学教师都有这样的经历，去学校机关办事经常会遇到办事人员说：“下次（或明天）再来吧。”他们说得很轻松，甚至头也不抬。可是，现在大学都有几个校区，下次（明天）来一趟非消耗大半天时间不可。

类似这种不顾社会进步的落后的行政习惯，也决定了山东大学有关部门办事的方式。因为与北上广相比，济南有明显的地域劣势，既然上面有相关的鼓励政策，为吸引国际学生就需要“创新”，北上广的大学是配一个“学伴”，参照GDP的数值关系，山东大学觉得配一个不行，两个也不够，干脆顶格到三个；为吸引学生参与，再加上“结交外国异性友人”的选项。

落后的行政习惯也显示在公关方式上。这类陈旧的公关方式的特点，就是盲目自信，即一旦项目实施就不允许别人置喙，否则就是“别有用心”，这等于是自愿放弃了弥补错误的机会。现在看，不仅是批评者，就是“学伴”项目的亲历者也不满意山东大学的事后公关。只是与批评者不同，亲历者的不满不是因为“学伴”项目本身的缺失，而是觉得山东大学没有能够通过媒体公关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当然，过度热情地对待在华外国人的不止山东大学一家，福建林业大学对推搡交警的留学生的处理、南京地铁管理方对中外人士的不同待遇，都有遵循以往行政习惯而失之于过“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需要通过继续改革开放和不断学习、改变观念才能解决的。

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在评论“家庭革命”中的极端倾向时说：“现在有一班青年……他并没有将爱情（即今之亲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

这段话也适用于今天提出对在华外国人实行“国民待遇”的诉求者和政策制定者。简言之，我们固然要提倡“国民待遇”，无论中外、一视同仁，但也不能因此而放弃中国人一向善待“远方宾朋”的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