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耀

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我国科研原创性成果的涌现？很多知识分子见仁见智地提出，缺乏工匠精神、贵族风度与体制不健全、人才不够好等原因，但是只要不断深入思考，你就会觉得这些不是根本原因。

读韩毓海的《重读毛泽东》一书，可以了解毛泽东思想与王明路线长达十年的斗争，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付出的巨大牺牲证明了党八股的危害。这给我们以启发：研究领域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也就是所谓的研八股，阻碍了原创的产生。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发表了著名演讲《反对党八股》，他开宗明义地讲——

“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予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的‘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我们的科研领域当然也存在主观主义（领导干部一言堂）和宗派主义（山头、门阀、学霸），这对科研的组织行为损害极大，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是行为方式，其思想根源则是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也就是研八股。

形式（现象）与本质相对，形式主义就是不顾问题的实质，施行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科研措施，这是认识论出了问题。

教条（理论）与实践相对，教条主义就是不顾现实情况，不作调查研究，拿来老祖宗的旧办法或外国人的舶来品直接使用，导致措施失效，这是实践论出了问题。

科研领域的形式主义表现在人才评价、人才培养、科研基础建设、成果转化等几乎所有方面，下面分别论述。

形式主义在人才评价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四唯”。海外经历、博士学位、SCI论文（在某些单位是CNS论文）、政府颁布的科研奖，这“四唯”就是科研水平的表现形式中最容易被辨别，当然也是最容易被量化的几种类型。这种形式主义的“四唯”实际上忽视了科研成果的多样性，自然造成选拔人才的单一性，长期发展的结果，类似于砍伐原始森林腾出地方，种植单一树种的橡胶林（产橡胶）或桉树林（造纸）。

选拔人才上的形式主义古往今来都未曾断绝。西汉武帝时实施的举孝廉加速了门阀士族的形成；科举制度到了明朝，考试形式和内容严重形式化，造成人才多样性的缺乏。科研成果实际上只有两种——用于提升生产力的技术和为这些技术进步作准备的理论。因此，对人才的评价也必须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实质性贡献的考察，而不是“四唯”里那些形式。这种形式主义对科研的危害最大。

形式主义在人才培养上的主要表现是精英教育模式、高校盲目扩招、高校盲目增加非主流专业等。精英是在长期科研实践或生产实践的磨炼中产生的高端科研人才，不是通过几年的重点高校或者海外高校受教经历就可以造就的。毛泽东同志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张国焘是北大毕业，王明是海归。论出身，毛泽东不是精英，但其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比千万个出身论精英都重要得多。所以，精英教育模式是形式主义。至于高校盲目扩招，是形式主义的高等教育普及。高校盲目扩展专业是形式主义在学校的升级。30年前的大专现在叫大学，生源还是那些生源，教师还是那些教师，升级在哪里？形式主义的教育一定培养出按照形式主义思维做事的学生，这些人会毕生贯彻这样的行为。

形式主义在科研基础建设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建大楼、大实验室、买高级仪器等。有了这些硬件，却很难善加利用，造成巨大浪费，这是看得见的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在成果转化上的主要表现是“为了转化而转化”。具体来说，就是对技术转化的市场需求认识不足，或者干脆忽视真实的市场需求，把技术转化作为可以用来向社会宣传的类似于成果的事情。技术转化唯一的起因应该是市场的需求，不能用来赚钱或不能很快用来赚钱的技术都不应该追求转化。科研人员热衷于技术转化，多数是急于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科研单位热衷于此，则是出于成果和政绩的考虑。

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变种，是管理者最容易犯的错误，知识分子官员更容易搞形式主义，因为表面往往看起来很美，但实质却经常好坏参半。在古代，中国文人就是脱离现实的一个官员阶层，王安石曾经大力鞭挞过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人，但是文人以脱离基层而自豪。近代以来，中国外侮内患，才有少数文人关怀基层，发现中国的现实如此不堪，遂提出学习西方，但又陷于唯西方理论是瞻的教条主义。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推广，作为政治上被批判的对象，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被一定程度地打击，但是近些年来，各个领域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有所抬头，尤其是在科教领域。

教条主义在科研领域的主要表现是食洋不化。固然西方在大多数学科和领域领先于我们，我们也不应该把人家的东西照搬下来。比如，研究所照搬西方高校的PI制度，学科建设按照西方的套路做，研究生培养也是如此。教条主义的结果就是本来想照猫画虎，却画成了狗。如果教条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来自苏联的教条主义，使陈独秀在面对“4·12政变”的屠杀时选择放弃抵抗，使王明路线导致红军大失败。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师承门派，不敢僭越师傅的理论，就是他们容易犯教条主义的缘故。

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使中国科研快速向研八股前进。写申请拿项目就跟科举考试类似，要有平台和团队；建立团队就要有人才；人才认定要靠帽子，戴帽子也有固定的套路；人才的自培养也就是那么一条路；教育体系里舍弃了一切多样性，只追求分数；分数靠考试，考试本身就是八股。在这个链条里，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交相辉映”，让科研领域热闹非凡，一度掩盖了缺乏原创的实质。一旦陷入研八股的深渊，不仅广大科研工作者劳苦无功，国家的科研投入巨大浪费，还会对科研事业造成损害。

与研八股斗争是个长期过程。人都有思想惰性，表现在不愿意深入思考，因为思考是一个“熵减”的过程，要做功才能达到。大多数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只会停留在表面，没有意愿去深入。因此，不作斗争的话，形式主义就会大行其道。教条主义者则更懒于思考，拿着现成的理论套用就行，根本不用思考实际问题，他们要么懒惰，要么只考虑如何利用教条来实现自己的私利。教条往往是很大的大话，用来压人很有效，用来实施却有问题。

借由毛泽东同志给中国人留下的丰厚思想遗产，笔者发现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对科教的危害，知道原因，对症下药，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让优秀人才和原创成果涌现出来。

（作者系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