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言荣

熊思东

钱锋

王训练

王立峰

王学斌

两会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为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勾勒出一幅崭新蓝图。

作为我国首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定位于全局性、战略性、指导性。然而，这并未影响它对特定领域乃至于个体的关注。比如在一流人才培养这一具体领域，该战略就做出了详细规划。

然而，任何规划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每个个体的努力。在一流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教师与学生的共同推进必不可少。这就要求师生之间必须保持良好且有温度的关系。那么，在校园中，我们的师生关系“温度”如何呢？在新思想、新技术不断涌现的今天，这份关系是否还一如从前？

对此，每天身处校园的高教界代表委员有话要说。

采访对象

李言荣：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

熊思东：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

钱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

王训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

王立峰：全国人大代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王学斌：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大学教授

问题一 与您求学或工作初期相比，如今的高等教育整体环境无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各种高技术的涌入，使教育变得更加便捷与“网络化”。您认为这种教育整体环境的改变，是否对当前的师生关系也带来了一些影响？

李言荣：人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不同的老师，如果在你启蒙的时候就遇到一位好老师，那会是一辈子的幸运，因为他会帮助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进而影响你的一生。

实际上，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老师、学生在知识储备上并不比西方国家少，但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就是欧美国家的高校老师会发自内心地关心学生，经常主动询问学生有没有困难、需不需要帮助、听懂没有。他们不只是口头上说“May I help you”，只要学生有问题找到他们，他们就会不厌其烦地提供帮助。

说实话，现在我们很多老师都是给学生上完课后就走人，尤其是有新校区的高校，老师要匆匆忙忙地在不同校区之间奔波，跟学生之间的互动更少。而且，现在往往是上基础课的新生在新校区，而此时的学生是最需要关爱、指导的，也是问问题最多的，但老师与他们交流得太少了，辅导员也不一定都住到学生宿舍里。

所以我觉得，与我40年前上大学时相比，如今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确实不如以前那么紧密了，师生之间的互动也要少很多。当时，一方面是因为学生少，老师的工作也很专注，分心的事少。另一方面，也没有新校区，老师就住在学校，大家上完课就围着老师提问，久久不愿离开，互动既自然又亲密。

王学斌：我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大学，那时的师生之间关系比较和谐、温馨。老师愿意接近学生，学生愿意向老师请教。本科期间，老师与学生之间似乎没有隔代感。我的研究生导师李东风与研究生之间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即便是毕业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再回到母校，我依然对老师们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当然，这可能与当时学生少，师生接触多，以及学生群体素质相对较高有关。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发现师生关系比原来疏远了。也许是因为如今处在网络信息时代，学生解决问题的途径不再依靠面对面的沟通，导致师生之间交流变少。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一些师生关系受商业社会的影响，导致其关系不再单纯，而可能掺杂功利性、目的性与利己性。

问题二 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但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师徒如父子”，还是如今倡导的“师生平等”，其核心都是倡导在教师和学生中间，建立一种符合彼此定位的健康关系，您觉得在目前的教育环境下，师生之间健康、有温度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熊思东： 以研究生为例。过去的师生关系中，有一句经典名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徒制的师生关系，有从属的特点，这并不可取。如果这句话还有可取之处，那就是为师的责任，要像父母般承担起对孩子教育、成长的责任。

师生关系还有一种理解—— 一条战壕的战友。即学术共同体的共同组成部分，大家共同维护学术共同体。师生关系有阶段性引领，在某个领域教师暂时超过学生；也有共同成长，如共同攻克难题，教师伴随着学生成长而成长。明确了这两点，就为处理新时代师生关系奠定了基本准绳，而不是动辄老死不相往来，或“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般要求学生从属于教师。

王学斌：我觉得，一份有温度的师生关系是纯粹的、相互欣赏和为对方着想的关系。教师不是“老板”，学生不是“打工仔”“打工妹”，两者不是雇佣关系。其实，我理解的教师角色应该与父母、兄长的角色类似，既能在生活上帮助学生，又能起到思想引领和知识引导作用。同时，教师应保持适度的威严，明确师生间的距离，不能越界；而且，学生对老师应保持尊敬的态度，虚心向老师请教。

钱锋：当前，我国高校中师生关系的主流其实就是一种健康、有温度的师生关系。

从我的经历来看，当前的师生关系首先是和谐、健康的。这体现在高校都是将教书育人作为学校的第一要务，并将其放在了各项工作的中心位置，学生也本着到校园中学习知识的初衷，对自己的教师普遍十分尊重。更重要的是，教师也都能做到真心关爱学生，甚至将学生看成自己的子女来培养、教育，除了教授其相关的知识外，更从德智体美劳等多方面教授其怎样做人。

这样的教育关系，就是我心目中比较理想化的师生关系。

问题三 不可否认，当前高校的师生关系中，有时还会出现一些杂音。某些因师生关系处理不当所导致的偶发事件，也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我们不能盲目夸大其严重性，但也应该正视其存在，并努力加以避免。对此，您怎么看？

熊思东： 目前，师生关系存在三个杂音。第一，严重违反师德，如性侵、骚扰、体罚学生。第二，把学生当作简单的劳动力，导师以“老板”自居。第三，不管不顾学生的存在，丧失教师的基本职责。

其原因有三方面：

首先，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上还有缺口，这也是近几年来将违背师德、师风作为红线、一票否决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执行相关制度上，高校一手硬、一手软。所谓硬，表现在对教学、科研的政策制定上，如非升即走。所谓软，表现在处理过程中偏软，特别是在违反师德、师风现象的处理过程中，将其与学校荣誉、声誉联系在一起，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内部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第三，对于新情况研究不够，应对措施不合理。虽然性骚扰过去也存在，但不像现在这么多。出现新情况高校研究不彻底，相应地表现措施制定的不及时、不合理。

王立峰：我认为近些年曝出的师生关系事件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所有的师生关系都出了问题。现在自媒体和媒体的传播力度比之前强了很多，所以极个别事件也会引起较高社会关注度。但据我了解，这些极端的案例还是极少数的。

对于“老板”这个称呼，实际上并不一定像社会公众想象的称呼一声“老板”就意味着师生关系变成了雇佣关系，其中有一点调侃的意味。这个称呼的一个背景是，国外导师培养学生需要出很大一笔钱、导师可以决定学生的去留等。近些年，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也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老板”这一略带调侃的称呼就从国外传到了国内。但我认为不管是国内导师还是国外导师，其带学生的初衷都是想把学生培养成优秀的人才。

钱锋：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区分何谓主流，何谓杂音。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2018年，我国大学生在校人数已经达到了3700万人，全世界第一。近10年来，全国高校专任教师数也增加2倍多。在如此庞大的师生群体基数面前，偶尔出现某位老师处理不好与学生的关系，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公众和社会媒体对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能因为这份关注，就对于某些师生关系中的偶发事件进行过分解读。尤其是在自媒体发达的当下，这些行为很容易被放大，并给社会公众带来某些误导。老实说，某些炒作此类话题的媒体，如果被问及究竟知道多少起类似事件，相信它们也很难举出更多的实例。然而，他们的这些言论却很有可能在社会中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相信我们的高校主流是很好的，并对此保持一种宽容、平和的态度。

王训练：在教师与学生的相处中，正常的关心和交流是必要的。但师生相处过程中，一些底线还是要守住，要注意回避一些敏感的时间和场所，避免一些容易引起误会的行为。事实上，有些底线不论是不是师生间的交往，都应该遵守。

当前存在的一些师生关系问题，据我所知是极少数，绝不是普遍现象。这些极少数现象影响极为恶劣，有时还可能会在尚未明确事情真相时被媒体舆论夸大或扭曲，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但整体来讲，大多数高校内，师生相处的氛围是很好的。

问题四 在当前的环境下，如果想让高校师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您觉得高校和社会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李言荣：我觉得，要想让高校师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有温度，老师和学生一定要面对面、点对点，多互动、多交流。

一是课堂上，老师一定要跟学生互动起来，比如四川大学改造了教室，作“探究式—小班化”教学，课堂气氛很活跃，老师和学生之间就更加熟悉。二是课外，辅导员、班主任以及专业老师要增加与学生的接触时间，把更多精力花在学生身上。接触得多，自然就会促进师生间的亲密关系，学生也自然会更加尊敬老师。

现在很多老师不愿意花精力与学生交流，那是不对的。其实，要求师生之间多交流，并不是要求所有教授一定要给学生上多长时间的课，而是他们要尽量每周抽出一定的时间与学生在一起，尤其是本科生。

另外，一些德高望重的资深教授，即使因为年纪大或者其他原因，给学生上课少，也一定要与学生有定期互动，比如每周可以有2～3小时的office hours 开放时间给学生作专业指导、人生指导等。

可以说，没有差学生，只有差老师。

王训练：从高校层面来讲，学校要对教师设立基本的规章制度和约束。教师传道授业，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于学生的影响很大。因此，教师言传身教，其自身首先就要守规矩、守住底线。

在约束教师行为的同时，学校更要成为教师坚强的后盾，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让教师能够大胆负责。这对于中国人才的培养、科研潜力的提高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如果教师不能够受到尊重，就很难推动教育进步、培养优秀人才。

此外，应该建立起良好的退出机制，给予学生退出学位竞争的选择。让学生正确面对无法取得学位的事实，不应以拿不到学位为耻。在学位学历的观念上，我们的社会还需更加开放、更加多样化、更加宽容、更加理性对待。拿学位是人生一个阶段任务。拿不到学位不意味着永远拿不到学位，拿不到这一个专业的学位不意味着拿不到其它专业的学位，做不了科学家不意味着做不了总工程师。在国外，学生完不成学业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王学斌：我认为应该从四个层面作出改变。

首先是社会层面。全社会应该推行“尊师重教”的理念，倡导全社会关注教育、关爱教师、关心学生。关爱教师的同时，不仅应关心其教育活动，还应关心他们的工作环境、生活状况和生存状态；而在关心学生学习的同时，更应该关心他们的思想心灵、家庭状况和成长环境。媒体不应过于渲染个别低素质教师的言行，尤其不能在报道这类事件时以偏概全，令整个教师群体蒙羞。

其次是学校层面。学校应该大力宣扬正面典型，树立师德师风典型；在学生教育全过程倡导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师道尊严”，维护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把师德评估作为学校聘任教师的专项指标，对骚扰学生的教师中的败类给予严厉惩处或开除，维护学生利益；构建师生交流的平台和通道，如文体活动、教学与学习研讨、师生交心制等，增加师生联络的机会。

第三是教师层面。教师自身应严守道德底线，时刻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要求规范自己，为人师表、率先垂范，时刻为学生的发展和未来着想，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让关心爱护学生健康成长成为每一位教师的自觉行为。

第四是学生层面。学生要学会感恩，尊敬师长；定期或不定期接受社会道德、心理健康等咨询，学习与教师相处的基本礼仪。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陈彬、温才妃、王之康、袁一雪、韩天琪，见习记者许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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