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光炯：富有的穷教授

或许你会觉得，这不过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平凡场景：普通的竹椅、茶几、木桶，一双沾满泥浆的筒靴、一双普通的布鞋、一顶草帽，一个田间归来的老农正在洗脚……但如果你知道他是谁，再看他戴着眼镜凝视草苗的神情，你就知道，这张照片记录了怎样的珍贵瞬间，展示着怎样的精神品质。

他就是我国土壤科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侯光炯教授（1905—1996），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原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教授、博士生导师、名誉校长。他毕生致力于创建和发展土壤学理论，开创了自然免耕理论和技术研究的先河。他一生和土壤打交道，是诗人笔下的“大地之子”。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侯光炯就长期蹲点农村搞科研和技术推广，特别是在四川长宁县一蹲就是17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在蹲点岁月，他的时间表上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常常工作到凌晨3点半。“干工作就要有这种3点半精神。”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认为，自己的时间本钱不多了，想利用有限的时间为土壤科学多作点贡献，“为人民多还一点债”。

这张《田间归来》记录的就是侯老从田间地头回到家里边洗脚边工作的情景，是一位“富有的穷教授”最生动的写照。

作为院士、一级教授，侯光炯的工资津贴自然不少，外加稿费等其他收入，他应该是富有的。可他反而总是缺钱，甚至显得有些穷。

富有的教授是怎么变“穷”的？侯光炯对自己近乎苛刻，对他人却乐善好施，有求必应。妇女节、儿童节他要捐钱，建新学校他也要捐钱。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倾其所有。听说有人用假激素骗农民的钱，他肺都快气炸了，马上派人去查访，随后自己掏钱代人赔罪，挨家挨户登门退款。他长期按月资助免耕所4位工资低的临时雇用人员。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因没钱给孩子动手术而求助于他，侯光炯立即在衣服口袋里找钱，翻了上衣兜又翻裤兜，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还连声抱歉：“太少了，太少了……”

长宁县至今流传着侯光炯“赔钱”的故事。为推广半旱式免耕法，他向采用该法的农民承诺：“如果减产了，我来赔偿。”可减产的事也确实发生过。他对助手说：“该赔多少赔多少，绝不能让农民兄弟吃亏！”寒冬腊月，他和助手挨家挨户去赔钱。后来才了解到，减产不是耕作技术，而是个别农户把供应的化肥拿去卖了造成的。助手们很生气，要去追回赔偿，侯光炯劝阻了。他不仅“减产包赔”，农民遭了天灾人祸他也“赔”，还自己掏钱办培训班、买竹种。

1989年，侯光炯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增加了两级工资，他每月留下369元，余下的371元全部用来设立土壤学青年科学奖励基金和交纳党费。他还将3万元稿酬全部捐赠给学校作为科研教育经费。1992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授予他“四川省有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称号，并重奖10万元。在颁奖大会上，侯光炯当场宣布：“这10万元我一分钱也不要，将它全部用作农业科普博物馆的建设和办免耕技术培训班，让这笔钱再为国家作贡献。”

几十年来，受过他救济帮助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他去世后，没有将存款留给子女，而是清楚地标明了所有钱的用途——设立土壤学青年奖励基金。

1956年2月28日，侯光炯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那天的日记里他写道：“今天是我的新生命开始的纪念日，从今天起，我把我的智慧、力量和生命都交给党……”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文革”期间，学校处于半瘫痪状态，侯光炯想的是：作为普通党员，自己应该责无旁贷地为党分忧，他请求将自己每月工资的一半用来交纳党费。面对别人的不解，他说：“这辈子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天塌地陷也不能动摇这个人生选择！”

1966—1976年，他共交纳党费1700多元。他自己却住着茅屋、庙宇、破烂的乡公所，吃着最简单的粗茶淡饭，抽着8分钱一包的“劲松”烟，衣食住行与农民没啥区别。

他曾写下连诗人们也认为是最美诗篇的一段话：“土壤生万物。它忠于职守，千万年来默默地为人类奉献出粮食和其他许多财富……这种没有喧闹、不求索取，但求无私奉献的精神，时时启发我：应该怎样对待工作，对待生命。”

是的，侯光炯就像土壤一样，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