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才妃

新年伊始，某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王舟便许下了三个愿望——锻炼身体，和闺蜜旅行，取消定向，也就是违约。对于许下的第三个愿望，她的内心有过纠结，甚至一度颇为愧疚。

尤其是不久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9届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确保符合就业条件的公费师范生全部安排到中小学任教，并入编入岗，严禁“有编不补”。

眼看毕业后有现成的“铁饭碗”，王舟的选择让亲戚、朋友难以理解。实际上，王舟只是诸多违约定向生的缩影，其背后经历的纠结、挣扎，也反映出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定向生对职业选择的一种基本心态。

压在心口的“大石”

王舟刚入学的时候，公费师范生还被称为“免费师范生”。

去年8月，《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正式实施，“免费师范生”改为“公费师范生”。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把“免费”的提法改为“公费”，履约时间从10年缩短到6年。

即便是履约时间缩短至6年，对于打定主意违约的公费师范生而言，也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我很后悔当初自己的‘一念之贪’——考分不够高，只有读免费师范生，才能以相对低的分数进入这所大学，完全没有考虑职业的适合问题。”口才并不算好、一上讲台就紧张的王舟，自言并不是当老师的料。这也是她决定违约的重要原因。

“退出”的程序尽管有些烦琐，但在一次性退还所享受的公费教育费用，缴纳该费用50%的违约金之后，王舟还是可以选择离开。

而对于北京某高校的重工业定向生张同而言，违约的紧张程度远胜于王舟。“我们的毕业证、学位证卡在用人单位手里，如果不履约，不仅要赔付培养费、违约金，而且5年内毕业证被扣，找工作、考研、申请国外大学都会受到影响。”

不仅如此，“你以天之骄子的身份进入这所大学，但很快发现‘定向生’的身份意味着‘低人一头’。因为别人会不自觉地默认你是低分生，脑袋不如别人灵光。但实际上，我们很多人的分数并不比统招生低”。张同说。

未来的方向已经锁定，在某个偏远地区，甚至该企业可能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名校人才。“不少已毕业的学长感叹，如果不是选择了定向生，他们会发展得更好。”张同补充道。

当然，定向生也可以考研，但是选择权依然被限定得很死。王舟告诉《中国科学报》，公费师范生虽允许攻读在职教育硕士，但只有这一个选择，其他均不允许报考。

学医的大学生往往被鼓励考研、考博，然而，定向生考研需要征得定向单位同意。针对乡村医生培养的定向医学生，往往遭遇这样的尴尬。“乡镇医院院长会告诉你，我们这儿不需要研究生，你还是直接来上班吧。于是，深造计划就泡汤了。否则，就会被视作违约。”西部某高校免费医学生陈燕无奈地说。

逐渐走向没落的制度

相对于自主招生、保送生、统招生等耳熟能详的招生类别，定向生已经让人觉得遥远而陌生。

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定向招生制度，是国家为了解决艰苦地区、艰苦行业以及国防、军工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人才“分不去、留不住”的困难，而专门制定的一项招生与就业相结合的特殊招生政策。

通俗地说，学生进入定向培养计划后，在校期间学杂费全免，而且毕业包分配。“铁饭碗”听起来很有诱惑力，但享受优惠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毕业后须去特定地区或行业工作6~10年。否则要偿还培养费以及违约金，甚至有的还会影响诚信记录。

定向生范围曾经涉及农业、林业、矿业、地质、煤炭、石油、水电、建材、气象、测绘等众多行业。但随着1993年我国推进市场化就业，采用用人单位和学生双向选择的方式来实现就业后，定向生制度逐渐在走下坡路。

2017年，持续了近20年的国防生制度停止招生，这被业内视作定向生制度的重大转折。如今，在定向生方阵中，最大的两个群体是公费师范生和免费医学生。

是否报考定向生在于个人选择，享受了低分进入的权利，违约时自然要付出相应代价。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看起来“合情合理”，但实际上有些想当然。起码，中国的高中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能否作出正确的选择，就值得打问号。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如今面向市场就业存在一个问题，一些学生在报考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的时候，只是想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进入大学后，他们易出现两种问题心态：一种是认为今后就业有保障，就不努力学习，这部分人并不鲜见，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另一种则是内心拒绝去定向地区或单位就业，要么违约，要么勉强就业，但对职业的认同感不高，并不愿意继续留下来服务。

“卡1人，10人、100人也就不来了。如果出口定得过死，考生在起点上就会拒绝进入；如果出口有一定灵活性，起点还能招到高端生源。”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这就是定向生单列招生导致的低分录取现象。入口相对低端，进入教师岗位的多是低期望、低能力者，这部分人走上教师岗位，对长久的教育发展并不有利。

熊丙奇补充，随着教育部强调公费师范生落实任教，还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其他真心愿意去当乡村教师的学生“进不来”，因为首先要保证公费师范生任教有编有岗。

计划思维能否被修正

定向生制度就像计划经济留下的一条尾巴，体现的是计划招生、计划培养、计划就业的思路，面临着与市场脱轨、设置与现实不吻合等问题。无力承受断尾之痛，教育部门仍不断通过政策加以修正，以期提高教育环节的吸引力，然而效果却差强人意。

在熊丙奇看来，理想的方式是所有学生自由选择大学报考专业，在就业环节再作选择——是否加入乡村计划成为教师、医生，加入者享受学费代偿或就业优惠，学费由高校返还。如果无法做到完全按市场就业，则让学生入学后作自由选择，愿意加入乡村计划成为教师、医生者，享受计划带来的优惠。

“招生环节上实行差异化，容易激发矛盾。”熊丙奇指出，曾有人提出，如今一些高校的公费师范生的招生分数也很高，为什么不能退出？但实际上，并没有人会认为高分公费师范生的退出是合理的，因为当初他们进入的是单列的招生计划。因此，录取之后作选择，既可以避免一些学生为了获得录取的机会而作选择，又有助于想进入的学生加深对公费师范生的认识、了解。

如果该问题尚不能解决，起码“不要过分限定招生范围（目前公费师范生招生范围为部属师范院校和部分自愿加入的地方师范院校），公费师范生的范围应扩大到更多地方师范院校，招真正的志愿者”。储朝晖建议，同时，入口要有明确的要求，规定低于某个分数线不能录取。在招生数量上也不要勉强，能招多少就招多少，不要人为定死。

此外，储朝晖认为，在制度的设计上，观念要有所更新。过去都是部门制定方案，而没有考虑多个主体的体验、感受，要有更多主体参与进来，包括有意愿加入定向的学生、家长、乡村学校或定向单位，共同商讨合理的方案。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校教师向记者反映，由于生均经费与招生数量相挂钩，“一个快要关张的专业，突然与定向生项目挂钩，意味着‘起死回生’，所以有些高校很乐意做这件事。但是，一些定向单位经历一个发展阶段后，可能不需要也留不住那么多高端人才，慢慢地，定向生就成为了高校乐意，企业、学生不乐意的‘鸡肋’项目”。

“如果人才需求量少，就没必要单列为定向项目。从高校角度而言，应该培养更专业、更高端的人才，学生在产业里是高端人才，自然有市场选择，并不一定要国家埋单。”储朝晖说，尤其是2005年国家取消地方院校定向招生，定向生原则上只对部属院校开放，而部属院校的招生、培养还存在不接地气等问题，这都会影响定向生培养质量。

密不可分的外界因素

除开教育本身的问题，定向生制度的未来还与社会环境、职业吸引力密不可分。

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中等师范学校兴起，中师设在县城，学生毕业后回乡村就业，矛盾冲突并不明显。而如今师范大学多设在省会城市，再让学生回乡任教，比起当年从县城回乡村，难度大了很多。

储朝晖指出，跳出乡村是不少农村学子的愿望，再让他们回到乡村，似乎并不太乐意。

而社会背景又加重了他们另一重担忧——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当前我国城乡差距在逐渐扩大。城市下农村的大门是敞开的，但农村进城市却是难上加难，一名乡村教师想要调回城里，要连续三五年打报告才能获批调动。“城乡之间自由调动尚且不易，更不用说从一开始就进入乡村。”储朝晖说。

在储朝晖看来，这些都是“根子”上的问题。“公费师范生制度相当于是既定目标的垫脚石，尽管其存在还能发挥一定作用，但仅靠这块垫脚石还够不着目标，只有城乡差距缩小，乡村教师的待遇、地位大幅提高，城乡实现真正的自由调动，才有可能发挥公费师范生制度应有的效力。”只考虑培养环节，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他补充说，给回乡任教者更好的机会、更高的待遇，不一定只锁定在公费师范生群体，而是要针对整个乡村教师群体，否则就会出现同工不同酬、差异巨大的新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曾对此建议，《教师法》应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视作教育公务员的规定，规定要具体而非笼统。在国外，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身份是教育公务员，享有公务员相关待遇，这对我国基层师资建设是一个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