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麋鹿 冯江摄
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 辛雨
麋鹿俗称“四不像”,是诞生于中国的、迄今有近300万年历史的珍贵特有物种。麋鹿象征着祖国的悠久与振兴,生命之高贵与尊严……麋鹿形象也将参与冬奥会吉祥物征集。
众所周知,麋鹿是我国特有的野生动物,在我国曾广泛分布,但上个世纪初在永定河畔宣告灭绝。1985年,“麋鹿重引进项目”在中英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启动,20只麋鹿再次回到北京南海子,麋鹿保护工作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濒危物种重引入是保护生物学领域的重大科学实践,是拯救野外灭绝物种的根本性措施。担此重任的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以下简称麋鹿中心)自198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繁育扩大麋鹿种群和建立优质核心种群,先后闯过繁育保种、饲养管理、疾病防控三道难关,使麋鹿保护种群不断复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02年发布的《物种引进指南》认为,中国麋鹿重引进项目是全世界138个物种重引进项目中最成功的15个之一。
8月24日,是麋鹿还家33周年纪念日。33年来,麋鹿种群在南海子复育壮大,并去往全国38个野外放归地开枝散叶,如今国内种群数量已突破7000只。
应对八大关口
物种重返自然栖息地面临食物、水源、天敌、繁育、疾病、竞争、极端天气及人为干扰等八大关口,每一关口均关乎濒危物种最终是否能够建立野生种群。
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所有的麋鹿都是公元1900年前后收养在英国乌邦寺庄园的18只麋鹿的后代,种群奠基数量较少,高度近亲繁殖,长期圈养情况下的野外生存能力弱,这是关系麋鹿长久生存发展的主要焦点。
中国濒危物种科学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研究员蒋志刚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这些麋鹿经过遗传瓶颈,大部分有害变异已经消失,但是,个别种群变异事件仍有发生。
据麋鹿中心主任白加德介绍,麋鹿重引进种群的这种特殊性,使麋鹿种群出现白内障、难产、母鹿长角等情况。尤其是近十年来,麋鹿种群因感染病菌(如魏氏梭菌病)患突发性疾病,导致大量个体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据悉,魏氏梭菌病在猪、牛、羊群中都发生过,动物在感染病菌后,死亡率很高,死亡速度也非常快。白加德介绍,从这些年的情况来看,在麋鹿种群中,魏氏梭菌病每四五年会发病一次,往往导致麋鹿猝死,且死亡率可高达75%。
“本身这些麋鹿在遗传方面就存在缺陷,因此,对于野生麋鹿,这种条件致病菌着实可怕。我们也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探索这种疾病的相关机制。”白加德说。
因此,如何应对这种突发事件,成为麋鹿保护与繁衍发展必须突破的重大瓶颈。
构建多参数监测体系
影响麋鹿健康的因素很多,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麋鹿自身内环境的健康,二是麋鹿生长的外环境。
为此,麋鹿中心联合中科院动物所等众多科研机构的专家,经过认真系统分析,认为制定麋鹿种群健康标准,建立麋鹿健康及栖息地环境状况多参数监测体系,动态掌握鹿群健康状况,主动开展预防与应对,是麋鹿保护的关键手段。
项目组针对麋鹿自身健康状态的监测,构建了多参数监测体系,包括应激(粪便皮质醇激素监测)、繁殖(生殖激素监测)、营养(甲状腺激素监测)、消化(粪便潜血检测、寄生虫感染检测)、免疫能力(免疫球蛋白检测)等多项指标。其中,免疫系统健康状态是麋鹿抵抗细菌和病毒的重要关口,这是关系整个种群安全的重要标志。
针对麋鹿生长外环境的监测包括,麋鹿栖息地生存要素监测数据采集,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采集,以及北京麋鹿苑麋鹿遗传多样性监测数据采集。
2017年3月至12月,麋鹿中心选择北京南海子麋鹿苑、湖北石首、天津、湖南东洞庭湖、江西鄱阳湖、河北滦河上游和辽宁千山鹿场等场所,共采集麋鹿粪样2600多份,涉及麋鹿种群数量1200余只,通过分析测定,采集到激素数据7000多个,免疫数据4000多个,体内寄生虫数据1300多个,粪便潜血数据1300多个。
麋鹿中心副研究员张树苗告诉记者,这项监测体系使用的是野生动物非损伤取样技术,且项目组认为,经过3年左右的数据采集,即可完成全国麋鹿种群健康及栖息地适应性评估。
监测大数据大有用处
麋鹿种群的生理、免疫、疾病参数体系的建立,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行为观测的工作局面。
麋鹿中心于2017年监测形成的大批量数据,可以成为麋鹿种群健康指标标准制定的对照组。白加德介绍:“这些监测数据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和掌握麋鹿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季节时,它的繁殖生理指标、免疫生理指标、应激生理指标等数据。”这也是迄今国内外第一次针对濒危物种将单一指标与综合指标统筹分析。
尔后,通过大数据分析,研究人员可以初步掌握麋鹿各种健康指标的区间范围,建立麋鹿健康预警系统,疾病发生及发展诊断系统,进而为不同地区麋鹿饲养管理、疾病诊断提供科学依据。“就像我们人类体检一样,一旦检测到某项指标异常,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异常因素,及时应对处理。”白加德说。
某次在河北承德木兰围场监测麋鹿健康数据时,张树苗发现,与北京南海子的麋鹿相比,木兰围场的麋鹿肾上腺素高出很多。分析可能的原因,不难发现,木兰围场麋鹿的活动范围较大,有3000余亩,因此日常接触的人较少。此外,检测所用的粪便越新鲜,意味着麋鹿与人距离越近,受惊吓的可能越大。“因此,麋鹿的监测数据可以反映多种情况,有很多数据可以去分析。”
由于目前麋鹿的总体数量还是比较少,进行监测的工作人员认为,仅仅一两年的监测数据远不够归纳形成标准数据库,需要长时间的监测验证。此外,在监测数据的收集阶段,也需要通过疾病等突发事件,对相关数据进行修正,从而验证依据监测数据形成的健康标准。
实施麋鹿健康与栖息地生态监测,形成可比较的监测大数据,结合麋鹿的行为学、组织解剖学等方面的研究,是对麋鹿种群健康繁衍的有力保证。蒋志刚表示,麋鹿种群的监测对麋鹿的饲养繁育、疾病防控检测提供了数据支持,对进一步开展麋鹿遗传学研究,建立基因交流机制也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报》 (2018-08-31 第4版 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