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思东

■本报记者 温才妃

未来不仅仅是“中等发达”高校，一旦把地方院校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更多地方院校来说都是脱胎换骨的震动，其治理结构、治理办法、格局视野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经济学上，有“中等收入陷阱”一说。类比高校，也引申出“中等发达”高校一说。然而，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收入，而是发展阶段。意指经历快速发展、取得一定影响力后，还在寻找下一阶段突破口的高校。

地方院校的发展怎样越过“中等发达”陷阱，进入高质量、高速发展阶段，这是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背后刺痛的是地方院校发展的痛点。

在熊思东的思考中，有几个关键词：内涵式建设、地方院校、国家战略。这些关键词的有机组合，不仅关乎“中等发达”高校的发展，更与未来我国地方院校乃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

内涵式发展至少应做好三件事

我国高等教育提出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已经多年，然而，放眼国内高校，以量谋大的发展模式还是广泛存在。那么，大家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内涵式发展吗？

“‘内涵式发展’这样一个简单的表述，大家都能理解又都没理解透。它针对外延式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容易理解。但具体到某一所学校、某一个领域又不太容易理解，你所在的高校的内涵是什么？换句话说，高校的要素是什么？只有知道要素才能知道怎么开展。”熊思东说。

在他看来，内涵式与外延式要区别量与质的关系。

外延式发展是以规模扩张为基础的人、财、物的增加；以消耗教育资源为基础的教育质量、效益的进步，是量的表征。具象来看，外延式的扩张在于把一个校区变为多个校区，单一学科的学校变成多学科的学校，多学科学校变成综合性学校，没有某一学科增添某一学科等。

内涵式发展则是以师生身心发展为基础的教育质量、效益的全面进步，是质的发展。内涵式的发展在于内部量的有机叠加。诸如以学科为核心，把一个系的较为单一学科发展为学科群概念的一个学院，并在该学院添加相应的质量要素。

外延式扩张与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区别在于：“增量扩充”与“存量优化”，在于“以量谋大”与“以质图强”，在于“资源消耗”与“资源集成”，在于“规模拉动”与“改革驱动”。

熊思东认为，一所大学内涵式建设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激发师生创新活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否有利于完善高效管理体系。因此，一所大学内涵式建设至少需要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内部治理结构，这在内涵式建设中至关重要。从严格意义上说，要处理好三对关系：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行政和学术的关系、学校和学院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在学校层面党委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科学管理、民主监督。

第二个是师资队伍，师资队伍建设是高校的核心工作，也是内涵式建设的第一核心工作，它解决的是发展资源的问题。师资队伍建设特别要强调立德树人，教师本身应该有崇高的道德品质，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有明确的价值指向。

第三个是学科建设，内涵式建设在高校的要素是学科，学科是高校重要工作的抓手。抓好学科建设是高校的核心工作，学科建设抓好了，方方面面才会好。

“内部治理是体制、机制，师资队伍是人，学科是核心。内涵式建设要围绕这三个方面，不仅要重视量还要重视质，不仅要重视质还要重视结构，不仅要重视结构还要重视动态调整。”熊思东说。

不能强调“地方”而忽略“大学”

站在地方院校的角度，该如何看待内涵式建设，熊思东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

他指出，地方性大学是个集合名词，但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管理部门，无论是学校还是师生，都特别强调“地方”而忽略“大学”。实际上，不管是中央直属大学，还是地方性大学，它的根本属性都是大学，都有共性。

他进一步指出，地方性大学与中央直属大学首先是大学，它承担了大学的5个基本功能——教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创新与传承、国际合作与交流。

第二，地方性大学和中央直属大学并没有质的差别，不能简单地以水平高低来区分，主观地认为中央高、地方低。否则，一些地方性大学的管理者容易滋生一种心理，“反正地方院校能做到如此就已经不差”，就此把地方院校作为“质量低下”的代名词。

第三，地方院校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但是它的视角和格局不能局限于地方。

第四，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范畴也是变量，不能局限于这所大学的物理所在地的范围。

“所谓地方大学的内涵式建设，必须要对地方性大学有所认识和理解。”熊思东说。

实际上，全国2900多所大学中，95%是地方院校，97%的在校大学生在地方院校学习。地方大学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独特位置，在推动区域创新、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同时，在我国高教大众化进程中承担着主力军的历史使命，对教育强国战略发挥着基础性和全局性的作用。

“在这种形势下，对地方大学的理解，更要从一所大学承担的基本功能出发，加强地方院校建设，特别是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建设。它符合我国从大国向强国的发展中一个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教育的定位。”熊思东说。

变“自选动作”为“必选动作”

地方院校这些年固然得到发展，但由于身份、管辖和财政途径的限制，其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不乏有些省份对地方院校，“有钱就多发展一点，没钱就少发展一点，有钱就快发展一点，没钱就慢发展一点。”“今年有预算就多发展一点，没预算就少发展一点”，缺乏刚性、战略性的发展。

熊思东以“双一流”建设为例，中央高校进入“双一流”有政策、经费、中央财政保证，而地方院校进入“双一流”虽说在同一平台、标准里，但是每所地方院校所得到的支持却大不相同，事实上是根据地方财力来决定“双一流”能获得怎样的资源。“‘双一流’本质上是国家战略，但在地方都没有实施好。”

再如，在重点实验室、长江学者等平台和资源的申请上，部属院校没有名额限制，而地方院校却有名额的要求。博士生专业设置的自主权本应以能力为主，但地方院校在申报的时候，却受到许多政策性限制。

“我的建议是，不改变地方院校的行政属性，也不改变地方院校的拨款渠道，而是把提高地方院校的办学质量、促进地方院校走内涵式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在国家层面上予以明确。”熊思东说，上升为国家战略，一个作用是破除中央与地方的身份限制，另一作用是将地方院校的政策实施由“自选动作”上升为“必选动作”。

他解释，在国家层面整合资源，由过去有多少资源办多少院校，变为基本的资源配置。地方有能力，国家就少配置资源；地方没能力，国家就多配置资源。但是，“必须做到位，这是国家战略与非国家战略的重要区别”。至于怎么组合力量，还应该区别对待。

此外，办学成效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自我加压、自我评价，还要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评价。第四轮学科评估、“双一流”评估没有惩罚性条例，即便是“双一流”设置了淘汰机制，但依旧没有惩罚机制。做不好应该受到相应的批评与惩罚，这是国家战略层面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现在高校做得好给一些奖励，做不好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责权利并不对等。”熊思东说。

“换句话说，打破现状要把‘自选’变为‘必选’，把‘可做可不做’变为‘必须做’，把‘能做到什么程度’变为‘必须做到什么程度’。”熊思东说。

“脑袋还没进去”是一大困惑

“倘若国家战略成真，在推进的过程中，国家、高校还要破除哪些观念上的限制？”《中国科学报》记者问。

“现在所进行的不是浅表性的改革，也不是局部性的改革。”熊思东说，之所以我国大学建设要把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家战略意味着在国家统一统筹下，进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的分工合作。

他提醒道，“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了分工就行，只有分工没有责任的传递和分担还不行。地方院校的建设以地方为主，这是分工，但责任还在政府，在地方和中央两级政府。我们所办的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而不是在建中国某个地方的大学。为了管理方便可以分为中央、地方，但在全球视野中，无论我国哪所大学都被认为是‘中国的大学’，而不会说这是中国的部属院校，那是地方院校。”

观念的转变，是对国家办教育强国的考验，也是对高校尤其是“中等发达”高校的考验。

熊思东指出，一所高校经历高速发展以后，即将进入新的发展形态。然而，根据一些指标描述，从教学型为主的大学变为研究型为主的大学，从地方格局的地方院校变成全球格局的院校，从默默无闻的综合性大学变成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中等发达”高校对新身份的适应非常不到位。“部分身子进去了，脑袋还没进去。”

他坦率地说，一些“中等发达”高校在尽情享受赞誉的同时，在具体问题上并不以一所高水平大学应有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以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模式来改变自己，不以已超出了地方大学视野、格局的发展现状来评估自己，这是“中等发达”高校发展面临的最大难处。

“未来不仅仅是‘中等发达’高校，一旦把地方院校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更多地方院校来说都是脱胎换骨的震动，其治理结构、治理办法、格局视野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采访结束前，熊思东肯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