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锋亮

不久前，国际顶级期刊《物理评论快报》发表了中国科学家的一篇文章，文章介绍了中国科学家利用一种国际首创的探测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将暗物质直接探测灵敏度提高了。笔者看到这则新闻马上想到的是“屠龙之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暗物质是什么？在哪里？目前依然没有定论。这不就是相当于“见首不见尾”的“龙”么？而中国的科学家却在试图提高探测这个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的暗物质的灵敏度，不就是在努力提高“屠龙之术”吗？

看低“屠龙之术”是中国传统的一大特点，也即实用主义，或者叫做生活理性。生活理性是对于实际生活有用的，才看重、才去琢磨和研究，这类人注重的是解决实际生活遇到的问题。诸如“屠龙之术”既然“无所用其巧”，那么人们就不想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与研究了。和生活理性相对应的是科学理性，这类人关注的是科学本身，而并不在意所研究、琢磨的东西能否解决实际问题，甚至认为自己研究的东西如果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是对自己的贬低。举一些通俗的例子，比如曹冲虽然应用浮力定律解决了“曹冲称象”这个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却不愿意去探究浮力定律；而阿基米德虽然也是用浮力定律解决了皇冠掺假问题，却关心的是浮力定律本身；不关心磁力而制造出指南针用于远行是生活理性，琢磨磁力与磁极而不在乎其能否有用是科学理性，等等。

其实，这两种不同的理性无所谓孰好孰坏，但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生活理性往往技高一筹。比如，罗马帝国就是奉行生活理性的典范。罗马帝国非常擅长建造建筑，却不热衷对建筑进行研究；虽然能够征战四方，却没有留下一部兵书。但富有生活理性的古罗马文明盖过了科学理性的古希腊文明，阿基米德也惨死在古罗马士兵的手下。

在笔者看来，生活理性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罗马帝国和中华文明的辉煌。然而，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慢慢出现了此消彼长。随着人类对科学原理积累越来越多，原先的“屠龙之术”慢慢有了“用武之地”，原先的无用知识慢慢开始有用了。更加重要的是，科学理性可以举一反三并且构建体系，所以就能够轻松超越生活理性所积累的知识与技巧。果然，欧洲文明通过追溯、继承古希腊的科学理性，形成了对地球上其他区域文明的碾压优势，让全世界认识到科学理性的重要性。

所以，回到暗物质的探测这一问题上，根据中国传统生活理性的逻辑，目前暗物质还有这么多不确定的地方，完全可以不去研究，应该将精力与金钱放在高铁、芯片、量子通信、超高压等对现在的国计民生有着重大影响的项目中去。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决策者和学者已经意识到“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亦即科学理性对于中华民族未来长足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加强了对“无用知识”的宣传与投入。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大升级转型。

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和科技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要注重科学理性，不要强求知识或成果是否可以得到应用，要有使命和担当为人类的知识积累本身做贡献。尤其需要避免的是科学理性和生活理性之间的相互鄙视，因为两者无所谓孰优孰劣，无所谓一定要一决高低，两者各有用武之地，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甚至可以相辅相成。

一方面，科学理性不能鄙视生活理性，不能因为别的学者搞应用、做市场，就认为这玷污了科学的崇高性或者认为这是不入流的。另外一方面，生活理性也不能鄙视科学理性，不能因为别的学者发文章、不应用，就认为这“没有用”，是“走不出象牙塔”，是浪费国家的钱。

而要使科学理性和生活理性相得益彰，应该在人才评价方式、资金投入方式和舆论宣传上三管齐下。

在人才评价上，应该进一步提倡分系列进行评价，对以生活理性为导向的科研技术人员加强对其产学研方面的评价考核，对以科学理性为导向的科研技术人员加强对其学术发表的评价考核。如果让两种不同导向的科研技术人员同台比较，就会陷入无法比较的尴尬，进而使得大家都不满意。

在资金投入上，增加研究经费是必需的，而且两方面的科研经费都要加大投入。一方面，增加科研资金，给予科研人员更多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增加科研资金，有目的性地引导科研人员“围绕国家亟须解决的战略性问题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去攻关。

在舆论宣传上，要注意在宣传产学研时避免批评“无用知识”的“无用性”，在宣传纯粹兴趣激发的科学探索时，避免贬低知识的应用性。

总之，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科技界与世界的交流日益深入，国人越来越认识到“屠龙之术”并非只有“无所用其巧”的消极一面，相反却有“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的积极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为“屠龙之术”点赞，另一方面也不要完全舍弃生活理性的优良传统，要继续鼓励广大科技人员为发展生产力水平和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努力。

（作者系清华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