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最基本的特质无非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理性、质疑。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看来，官本位，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都是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

刘兵表示，科学的进步和创新需要怀疑精神，而在官本位思想主导下，往往是下级服从上级，似乎人的职务越高，说话的真理性就越强，这与科学精神本质是矛盾的。

“学而优则仕”现象突出

科技日报：您如何看待中国科技界的官本位现象？

刘兵：官本位，通俗来讲，是一种以官位高低作为评判人的价值尺度或以追求官位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心理意识。

在我国科研界，官本位现象确实存在，而且近些年有加重的趋势。究其原因，“学而优则仕”在中国影响很大，在研究所和大学，青年研究人员都想当所长、校长，在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却去做了行政工作，这是一种人才浪费。当前，官本位、行政化超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比科研经费不足、创新力不足等问题的杀伤力还大。

科技日报：对官位的追求和盲从，会对科研工作产生哪些具体影响？

刘兵：科学的本质是追求真理和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不是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官本位则强调对官位的追求和职位的盲从，这本身就是对科学精神的扭曲。

具体来讲，当前的科学研究，如果没有项目、资金的资助是很难顺利进行的，官本位的介入，会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公，让没有处在领导位置的科学工作者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能真正独立地领导科学研究，甚至申请不到相应的项目，得不到资助。某种程度上讲，这不利于科研成果的产出。

此外，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官本位意味着管理者有更多干涉、管理的权力，这无疑会影响人们的自由探索。

严重影响科研评价

科技日报：科研评价中官本位问题是否同样突出？

刘兵：1941年，竺可桢曾发表文章，将科学精神概括为“不盲从、不附和，依理智为归。”1942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科学精神具体化为四种规范，即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

传统来讲，很多人把科学精神与早期科学社会学派中的精神气质联系在一起，如普遍主义。以科研评价为例，普遍主义认为操作时只看科学成果本身，与研究者本身的社会属性，如宗教、地位等无关，现实中，官本位主导下的评价体制显然不是这样。

传统科学规范中，科学研究强调无私利性，而官本位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多其他利益，这与科学精神中对科研的追求也是矛盾的。人们从事科研，以发现科学真理，探究未知为最基本目标，而官本位思想下，因为科研做得好，可以升官，升官又带来很多额外的好处，这样人们做科学的动机就变得很不纯粹，成为私利化的追求。

另外，科学本身是有奖励机制的，科学家做出一定的成就，科技界会以各种形式如奖励、职位晋升、资源分配等进行回报，而在官本位情况下，这种奖励往往掺杂了学术界纯粹学术规范之外的因素。如一个项目牵头人和获奖者往往是领导，而不是真正干活的，这在狭义上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也是冲突的。

赋权，更需要有约束

科技日报：官本位问题该如何破解呢？

刘兵：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哪儿错了就改哪儿。试问老一辈科学家填过几张单子、写过几个汇报，为什么现在科研人员见了财务人员要低三下四，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

管理是必要的，但对管理的权力要有所限制，对获益的追求有一定的约束，管理是为了更好地遵循科研规律，为科学研究服务，而不是从事管理的人就高人一等。在国外，很多知名高校的领导和管理者，更多的是付出和服务，并不像我国这样有那么大权力。

破除官本位，关键在于改革评价体系。现在很多考核标准都是非常量化的，如SCI发表了多少论文，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官本位思想在作祟，从管理角度讲，这似乎是公平的、易操作的、可以避免很多争议和麻烦。而事实上，学术评价应更注重成果本身的含金量，这不可定量且存在着模糊性，但却更重要。

学术的东西一定要学者自己评价，即同行评议。从行政管理角度讲，最重要的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以此保证最终评价的公正，但不要提出具体的要求，如规定发表几篇文章就够评教授等等，同时，为了防止内部人操纵，还应适当引入外部评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