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8/5/30 8: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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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乡村发展去向何方?院士心中新乡村啥样

 

农业农民农村,关系国计民生。40年前,农村改革按下了中国伟大改革事业的启动键,中国大地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4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中国的乡村发展,又将去向何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乡村振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任务。几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但发展中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是补不足、强短板的客观要求。

乡村振兴,是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我国农村人口占比超过40%,乡村不仅是生产场所,更是生活场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就是要从生产、生活、生态等各个方面入手,加强亿万农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乡村振兴,是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绘就中国乡村的美好图景,谱写新时代农村发展的新篇章,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三农”发展把舵定向;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七条道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振兴的时间表;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扎实推进“五个振兴”,指明了乡村振兴的路线图。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推进乡村振兴的全局工作,仍存在亟待厘清的问题,面临不得不克服的障碍、不得不跨越的难关。我们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迎难而上,实现突破。

乡村发展,去向何方?去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远方。我们期待着,期待着中国乡村美好图景早日实现。

 

山仑 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人才配备和人才吸引上,农村更需要接地气、留得住、能扎根的掌握实用技术的人才。

王汉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城乡真正统筹一体、融合发展,城镇人口可以自由地流动到乡村时,乡村振兴一定能够实现。

孙九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

如何吸引、培育各种人才,弥补人才的缺口,是乡村振兴需要破解的难题。

李文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

保持每个乡村原有的特色文化,竭力保存这种文化里好的宝贵的部分,也就是保住乡村的根与魂。

吴孔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关键是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缩小城乡差距。

 

邹学校 中国工程院院士

亟待通过统一规划,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和乡村可持续发展。

汪懋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

智慧农业推进新一代信息科技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度融合发展。

褚君浩 中国科学院院士

乡村要发展,不能少科技。现代科学技术和农业的结合,是大有可为的。

《中国科学报》 (2018-05-30 第5版 院士大会特刊)

 

“金”花次第开  田园入画来

编者按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2018年2月4日,公布了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今天,站在时代的潮头看乡村振兴这个宏大的命题,“城乡融合”的提法描绘了未来中国新乡村的美丽图景,也启发人们去构想新乡村的发展路径。其中,产业兴旺成为乡村振兴重要的基点,中国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将为此做出重要贡献。而归根结底,乡村振兴最离不开的是“人”这个要素,其中既包括生产者、创新者的推动,还包括消费者的拉动。新乡村不是空中楼阁,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互联网社会中交互作用,利用崭新的技术和市场构架全新的乡村生态圈。


 

城与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本报记者 秦志伟

这半年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孙九林经常受邀参加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会议,也经常去基层参与调研。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孙九林团队正在贵州省遵义市所属的县市调研。他发现,目前全社会上下都非常重视乡村振兴。

其实,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在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将其写入党章。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将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

乡村到底与城市有什么不同?两者又该如何融合发展?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院士专家。

乡村有其独特价值

一到节假日,广西“五彩田园”现代农业示范区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前来休闲度假。以2018年第一季度为例,“五彩田园”接待游客241.31万人次,乡村游总收入7239.29万元,辐射带动5000多本地农民就地就业。

记者在现场采访了解到,“五彩田园”覆盖了周围十多个村庄,当地相关部门通过统一规划,将其打造成了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来这里,不仅可以享受自然之美,还可以体验农事之乐。而这也正是乡村在生态、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独特价值。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邹学校发现,目前上海、江苏等城市出现了条件比较好的人去乡村养老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白领向往去乡村旅游。

“乡村并不是单指农村。”邹学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事实上,乡村是一个地域系统,它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构成的乡村空间体系,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开放性的特点。

相对于“城”而言,“乡”是一个区域,包括城市建成区之外的广大乡土区域。在专家看来,乡土是乡村的本质特征,乡村孕育了城市、支撑了城镇化。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要素组织和发展的地域空间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在农村人口离乡进城,耕地非农化、村庄空心化等问题日益突出。这种现象早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次提出城乡融合。实际上,回顾我国现代化进程,如何处理工农城乡关系,一直都是贯穿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主线。

记者梳理发现,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再到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突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意味着解决好“三农”问题要借助城市的力量,解决好城市的问题要借助乡村的力量,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关键在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最突出的不平衡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汪懋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要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的创新驱动发展研究。

实际上,只要到农村尤其是距离城市略远的乡村走一走就不难发现,农村发展不充分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严重程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吴孔明走访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后也有同感。“我国目前的城乡差距非常明显。”

城乡巨大的差距体现在多个方面,以城乡收入为例。众所周知,1978年改革开放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1978年~2016年,我国人均GDP由385元增至53980元,年均增长13.9%。但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制度约束,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巨大。

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至33616元,年均增长率12.8%;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3.6元增至12363元,年均增长率12.6%,此增长率均低于人均GDP增速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此外,1978~2016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209.8元扩大到23724元,收入比从2.57倍扩大到2.72倍,2009年最高时达到3.33倍。

近年来,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中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但广大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依旧落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生产要素非农化、劳动主体老弱化、村庄用地空置、水土环境严重污染。

事实上,这种局面不改变,将会阻碍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亟待通过统一规划,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和乡村可持续发展。”邹学校告诉记者。

具体而言,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乡村从属城市的现状,明确乡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地位和在城乡关系中的平等地位,明确城乡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核心是人才、土地、资本

吴孔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城乡发展不平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关键是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缩小城乡差距。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目前,我国城乡的互动已经存在。比如人口出现城乡对流,大量资本开始到乡村寻找机会。在专家看来,解决中国城市、乡村“两张皮”的时候到了。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核心是人才、土地、资本,但如何实现融合?

专家分析,一方面,对于回流的农民,要考虑回流地的产业集聚发展以及住房市场的供给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代际差异,很多“农二代”已经离土不回村了,生活方式完全是“城市化”的,政策要顺应这个趋势。

而城市化的人口能不能在城市留下来,则牵涉到土地问题,包括土地的配置、供应方式等,都需要相应调整。

目前,我国已有13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租赁房的试点,实际上是为了解决相当一批难以通过商品房来获得住房的人的需求,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

此外,资本也在城乡间流动。城市里旧式的经济活动回报在下降,未来的城市发展取决于创新的经济活动,旧式的经济活动会往城乡交界处迁移,带来产业的空间重构。而乡村的经济活动也在转型升级,农业的功能、形态、商业模式等正在发生变化,市场在扩大,吸引着资本下乡。

专家认为,中国未来很有可能的是,通过城、镇、乡村三者功能的分工,来调整城市的形态。

具体而言,城市就是知识密集、产业升级的地方,而乡村则是文化的、乡土的、健康的、休闲的、历史的;在城乡之间还会有连接城市和乡村的“驿站”,这个地带会产生产业重构的空间,有些会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小镇。

而在产业空间重构的过程中,要重视土地资源配置对资本在城乡之间寻求投资的方向、方式。专家因此建议,急需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调整城乡土地权利体系来支持城乡互动。

乡村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何兴华

中国传统乡村是超稳定的状态。从清末开始,由于人口剧增、帝国主义入侵和商品经济的冲击而被迫改变。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掠夺和天灾人祸的打击,到1920年,中国乡村已处在赤贫状态。振兴乡村,是几代中国精英的梦想。近百年来,我国发生的两次最伟大的革命和改革都是从乡村开始的。乡村问题是否能够妥善处理,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目前谈论的乡村问题,严格地说,当谈论的是空间概念时,针对的是集体土地;当谈论的是人口概念时,针对的是农村户口拥有者。乡村问题,又简称为“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和农民,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分别是传统农业文明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农民的从业、居住和身份问题。近百年来,中国振兴乡村经历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全国土地改革、户籍管理、人民公社化、农业学大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乡村建设管理等不同探索模式,也产生了不同的后果。

从探索的结果看,国家作用、市场机制和民众互助,共同构成人居变迁的制度性推动力量,任何一项都有相对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强调其中之一解决不了复杂的乡村问题。在探索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既体会到了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也承受了国家过度干预带来的失败。全国土地改革的成功,以及互助组、合作社的尝试,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作用和农民互助的关系。但是,高级社的快速推进、人民公社的大范围实践,过度放大了国家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的自主性得到一定的恢复,市场机制逐步发挥主导作用。但二元户籍政策的长期推行、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导致我国的城市化相对滞后,服务业发育严重不足,农村劳动力无法及时转移到适当的非农岗位,实际失业、隐性失业严重。在压力下形成的农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等分散发展模式导致土地、能源等资源的浪费,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还形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农民工与城中村、留守者和空心村问题。

历史启示我们,当今的乡村振兴,不可能是公社式的军事化集体生活,更不可能是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大家庭生活。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是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再向网络社会发展过程中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方面。乡村振兴,既要为乡村居民的现代生活提供物质条件,还要为乡村和谐社会的重构提供精神滋养。乡村居民点需要按照现代社区进行治理,这个过程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中央大政方针政策已经明确的情况下,乡村治理需要在土地制度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公用设施建设和管理、农民社会保障等方面取得突破。

百年乡村变迁的事实让我们懂得,无论是行政、市场还是自发力量,都只不过是治理的工具,政策的实际目的是要为社会创造一个更加满意的乡村。因此,乡村治理需要努力在国家作用、市场机制、民众互助三方面力量上取得平衡。

我们更要懂得,乡村振兴,不是假期下乡寻根怀旧,不是城市生活压力的偶然释放,也不是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更不是小资情调的复古避世。乡村振兴,需要热爱乡村的人才留在乡村。乡村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应该是社会地位的选择。

(作者系住建部计划财务与外事司原司长,本报记者秦志伟根据采访整理)

新乡村离不开信息技术搭桥

■本报记者 秦志伟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而目前农村电商的迅猛发展已成为有效激活农村市场、创新农产品交易方式、推动农民增收、引导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引擎。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汪懋华看来,我国已经进入了信息经济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时代,对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要有智慧的认识和理解。

电商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

乡村振兴离不开脱贫攻坚。电子商务作为精准扶贫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据介绍,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支持精准扶贫,其本质是通过电子商务方式让“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互动”,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助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精准扶贫振兴乡村发展的目的。

事实证明,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精准扶贫非常必要,且切实可行。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为农村电商脱贫攻坚提供了技术支持,数据化的生产与销售,有助于支撑实现精准脱贫。

在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电子商务,不仅可以帮助农村居民增加收入,提升生活水平,还可以提升其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用电商扶贫模式,已帮助多个贫困地区实现增产致富。

目前,大数据分析在农业领域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汪懋华表示,农业大数据类别复杂,从领域来讲,核心领域涵盖种植、养殖和产后加工处理、农产品供应链上下游产业,还需整合宏观经济数据,包括进出口数据、价格数据、气象和灾害数据等;从地域看,以国内数据为核心,包括全国层面数据、省市数据、地市级数据;从广度看,有投资信息、地理空间坐标信息等。

“所有这些信息涉及多个部门,光搜集整理、打通信息孤岛都是一大门槛。”汪懋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农村电商自身的优势,可以有效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对农村产业融合有重要的作用。农村电商的井喷式发展催生农业优化结构和产业升级,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带动包括物流、金融、旅游、加工包装等现代化农村服务业快速发展和推动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

专家认为,电子商务推动乡村产业交叉融合,是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相衔接,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重要举措,同时可开拓新兴产业空间,加速传统产业创新发展。

农村电商一边连接着农产品种植源头,一边连接着产品的市场销售,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不仅处在前延后展的便利位置,更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专家呼吁,应大力培育农村电商、农产品定制等“互联网+”新业态。

信息科技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

乡村是广大农民生活的社区,也是我国丰厚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亟待加强的重点区域。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看来,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把工作重心下移,加强县域科技创新管理工作,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徐南平进一步分析道,要围绕制约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用科技创新寻找乡村规划与建设、清洁能源供给、生态环境有效治理、高效公共服务的解决方案。要根据区域生态环境的不同和乡村文化特点,建设一批创新型乡镇,加强科技供给,开展科技创新示范,强化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为现代乡村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智慧农业推进新一代信息科技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度融合发展。”汪懋华说。

汪懋华认为,面对资源制约和环境恶化的现实,凡能有效提高农业水、土、肥、药、光、热等资源利用率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都将成为智慧农业技术发展研究的热点。

基于信息和智慧管理好复杂的农业系统,促进农业农村信息化,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智能化,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也对面向农业农村服务的信息科技创新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在汪懋华看来,智慧农业的发展,需要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创新发展,跨入数字经济时代发展前沿。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农业技术装备与信息化水平”的目标,“加强农业与信息化技术融合,发展智慧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目前关于新一代智能农业装备领域发展研究,已经出现了互联网、超级计算、云计算、搜索引擎以及由这些设备传输的大数据支持。汪懋华介绍,对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研究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研究已经萌芽,人机一体化的混合智能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听觉、嗅觉、味觉之间跨媒体推理已经兴起,无人系统将快速发展。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点方向是研究大数据智能、群体智能、跨媒体职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和自助智能系统,并优先在各重要行业推动应用创新研究。”汪懋华说。

对于推进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产业应用研究,汪懋华认为,要有高质量的大数据基础、模拟人脑智慧的先进算法、强大的深度学习能力和芯片技术创新与高水准计算平台支撑。同时要“坚持站高、看远、想深、谋实的科学精神。”汪懋华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院长唐华俊:

我国农业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仍是一块短板。这就要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和依靠人才,增强人才引领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发达国家对高层次创新人才全球争夺呈现出阶段前移和本土化的趋势,人才竞争不但要挖“树”,而且还要挖“苗”,海外引智引才的压力日渐增大。相应的,国内的人才竞争也不可小觑。高校系统近两年实施的“双一流”战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高薪挖人”的风潮,这种现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科研院所人才队伍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农科院原院长李家洋:

乡村要振兴,涉及到各个方面,不仅是农业,还包括科技、人才、基础设施等,所以乡村振兴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性工程,绝不是某一点的问题,一定要把各个方面都结合起来,最后才有可能实现。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这个“人才”,有的可能是组织者、领导者,有的可能是家庭农场主、农民企业家等经营实体参与者,有的可能是科技方面的人才。现在农业信息很重要,生产的东西还得有人到外面去找资源和信息,把它卖出去。要通过物流和销售渠道卖产品,就需要懂知识的人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农科院副院长吴孔明:

科学人才不能简单看论文指标,特别是评价农业人才。农业科学人才分两种,一种是搞基础研究的,在实验室里就能做出成果来,可以以发表论文为主;另一种是从事应用技术研究的人才,要根据产业的需要,服务生产一线,到野外搞研究,几十年如一日。

农业科研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农业实践。年轻的农业科学家要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必须到农田生产一线去,把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要理论结合实际。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

必须借助政策杠杆,“用活”社会资源,通过产学研的结合提升农业人才的综合素质。学生的实践能力怎么能得到提升,这方面可以参考德国和法国的经验,通过法律规定,明确企业有责任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培训,同时还要设立相应的培训部,有专门的人员等,最后根据企业接收实习生的情况予以税收上的减免,以此来鼓励企业配合学校来培养人才。一个学生真正上好一两门实践课,对于提高他的动手能力、培养他动手的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

农业大学教授束怀瑞:

要占领学术制高点,必须有一流的学术队伍,必须树立开放的人才观,加强学科交叉,跳出农业看农业。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作为一名学科带头人,要善于发挥团队的力量,要着眼未来发展,要支持青年的成长。希望通过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使果树根系生物学、果树生理学及生物技术育种等研究方向上的理论及基础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创造一批新技术,通过建立高新技术产业,推动成果创新,带动果品产业的发展。

(张晴丹整理)

乡村振兴:依靠谁?为了谁?

■本报记者 胡璇子

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为解决好“三农”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17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和原则,提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王汉中看来,讨论乡村振兴,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厘清:乡村振兴依靠谁,为了谁?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近年来,江西婺源打响油菜花品牌,油菜花成为吸引观光的绿色名片。以2017年为例,当地赏花高峰期接待游客470多万人次,10万亩油菜花花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36亿元。

以此为例,王汉中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的回答——主要是消费者,即观光游客拉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当地油菜产业也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为发展动力。

王汉中强调,实施乡村振兴,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十分正确”,但“不够全面”。“没有消费者拉动,产业兴旺不可能实现。”他说。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需求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

王汉中总结,“绿色、安全、健康、多元”是当下消费者的新需求,“生产者和科技工作者应将满足消费者需求作为目标”。他补充道,创新能够引领消费升级,但需以满足上述四大需求为前提,“这个大方向是不变的”。

2017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8.52%,这一数字意味着城镇和农村消费人群的数量比例接近6:4;从购买力看,城镇消费人群更远高于农村消费人群。

“实际上,城市人口有着强烈的‘下乡’需求,很愿意也很需要去农村释放购买力。”王汉中说,这其中就涉及人口从城镇回流农村,即逆城镇化问题。

他表示,快速的城镇化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农村空心化,乡村振兴也不可能实现”。“逆城镇化和城镇化同等重要。”王汉中说。

然而,逆城镇化问题在我国并未得到足够重视,逆城镇化面临重重藩篱。王汉中表示,逆城镇化“渠道不畅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物理障碍,农村地区道路、交通、网络、用水、用电等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亟待进一步改善;其二则是制度障碍。

“制度障碍是更主要的。”王汉中认为,相关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严重阻碍了城乡间各要素的流动。

他解释道,现在不少城镇人口有回流乡村的意愿,却受制于回到乡村“啥都没有”,“没有地,没有房,服务也不到位”;对于农民而言,也只能守着手中的资源,难以变现。

“农村有能力的人都跑到城市里来了,农村留不住人,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农村。”王汉中强调,“农村应当是充满活力的”,当城乡真正统筹一体、融合发展,城镇人口可以自由地流动到乡村时,“乡村振兴一定能够实现”。

产业兴旺是内生动力

走进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什寒村,这里有丰富的蜜蜂产业带动村民致富,同时黎族苗族文化与蜜蜂文化紧密结合,相得益彰。当地政府举全县之力发展蜜蜂产业,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什寒村只是我国乡村振兴的一个成功的探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也是生态的振兴、社会的振兴,文化、教育、科技的振兴,以及农民素质的提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第一就是产业兴旺。

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

2017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全国都已经吹响了“冲锋号”,各自探索着发展道路。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省农科院院长张新友看来,农业要强,离不开科技;农民要富,离不开科技;农村要美,同样离不开科技。因此,要运用科技这一利器,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稳定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农业绿色、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实施产业振兴,最根本出路在科技,要着力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农业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为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支撑。

一些传统农业产业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也需要科技来帮忙。辣椒产业也能赚大钱,这多亏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邹学校团队培育的辣椒新品种。临武县大冲乡的“大冲朝天椒”能实现产量、生产技术的突破与邹学校团队培育的新品种密不可分。

邹学校表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大大鼓舞了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信心,使大家前进的动力更足了。乡村振兴离不开现代农业的发展,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依靠农业科技的进步,向规模化、工业化要效益。“我们将继续干好辣椒育种事业,为振兴乡村出力。”

不要为了产业而产业

“原来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或者农业工作者,一般为农业、为农村、为农民服务考虑得多一些,但是为大众、为人民思考得少一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王汉中说。

“不要仅仅是为了产业而产业,一定要让科学家研究的东西立足于怎么为人类创造价值、满足人类的需求。只有着眼于未来的这种需求,才能找到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王汉中强调。

长期从事我国油菜遗传育种研究的他,一直认为油菜应该有万亿元市场的潜力,重点是怎么围绕人类健康开发价值。科学研究也应该立足人类的需要来定向改良。

就油菜而言,油菜出芽时可做菜苗、稍大时可做菜薹,这是开发蔬菜功能;饼粕可以做饲料,菜籽可以榨油,这是饲用和油用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倡导油菜的“三全”战略,即全生育期布局、全价值链发掘、全产业链开发。此外,若能把油菜产品与人类健康的关系摸清楚,无论是从脂肪酸与癌症、抗氧化、细胞膜的关系,还是从聚合甘蓝与白菜两种蔬菜优势的角度出发,探究明白了,才可以根据人类需要来定向改良。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内生动力。成功案例一再表明,坚持市场需求导向,提升特色农产品品质,大力培育农产品品牌,才能提升市场竞争力,让农村产业加快兴旺起来。

产业多元化发展

乡村振兴已经不再局限于发展传统的农业产业,如今的乡村已经拓展到与休闲、旅游、文化相结合。农业除了解决温饱问题,还具有观光、教育、休闲等多重功能,发展好休闲农业,相当于为农民开辟了一个新的收入渠道。

有的院士指出,这一类型的农业既可以提高农业的经济价值,又可以让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或流转土地获得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在邹学校看来,园艺产业兴旺是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园艺产业对于推动农村产业振兴作用重大,产品不但具有经济生态高效功能,还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据统计,2016年我国园艺产业产值已超过3.5万亿元,占农业种植业总产值的60%以上,成为农民增收和农村增绿的支柱产业。

因此,乡村振兴可以大力发展园艺产业。“新时代园艺产业科技创新,应围绕构建现代园艺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展开,突出加强绿色优质和产业融合技术创新研究。”邹学校表示。

也有院士提出,乡村振兴还可以与旅游相结合。有的地方适合做旅游,有的地方适合发展特色农产品,有其他条件还可以跟养殖业结合起来。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休闲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促进休闲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应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放在重要的位置。

有城乡居民对乡村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产业振兴战略的强力推动,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一定会早日实现。

(张晴丹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8-05-30 第6版 特刊)
 

院士心中的新乡村

编者按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院士心中的宜居乡村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如何建设新乡村才能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科技应该如何与新乡村建设相结合?院士大会期间,本报特邀两院院士讲述他们心中的新乡村。

一项长期历史任务

■孙九林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2009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其增长较大程度上不是靠农业,不是靠农村,而是靠城市的产业支撑。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农民的增收模式有可能会带来农业的衰落、农村的凋敝衰败。所以,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看,一定要建立一个更多的依靠农业、农村,可持续的、稳定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目前乡村人才短缺现象明显,农民的素质以及农业农村的各方面人才远远不能满足乡村全面振兴的需要。所以如何吸引、培育各种人才,弥补人才的缺口,是乡村振兴需要破解的难题。不仅要培育当地的能人,还要积极吸引优秀人才回归乡村、建设乡村、发展乡村。

农村基层干部身处农村改革发展第一线,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但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庞大、需求多样,文化程度、社会经历、从业状况各不相同,部分农村基层干部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不高,对新变革、新技术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认识水平亟待提高,需要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培训,并提高培训质量,培养一批有能力、懂技术的农村干部,使其成为农村发展的领路人、群众致富带头人,增强服务群众的意识和化解矛盾的本领。

同时,要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工资待遇和报酬,拓宽晋升和流动渠道,并把到乡村一线工作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激发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不仅存在于城市,也存在于乡村。但目前乡村集体经济和乡镇中小企业由于规模、资金和管理经验等限制,其技术创新能力远逊于城市中的企业。政府需要支持引导本地中小企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不难看出,乡村振兴不是三五年就能实现的,它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本报记者秦志伟采访整理)

四个“不能少”

■褚君浩

说到宜居乡村,我首先想到的是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风景,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其次是具有现代乡村的特点,有着齐全便捷的基础设施,比如从农村到城市有非常便捷的交通,学校、医院、娱乐文化中心等也一应俱全;再次,每个乡村都有各自的发展特色;同时,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资源被充分利用。

这是我想象的关于宜居乡村的一幅图画,这幅图景实际上是以乡村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管理加强和人才聚集为基础。经济上,乡村发展出结合了当地特色的支柱产业;文化上,乡村传承了历史,保留了文化记忆;管理上则是现代的管理方式;人们也愿意留在乡村干事业、谋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不平衡不充分。有一些农村比较偏僻,人比较少,交通不方便,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土地利用得也不好,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只有老人和孩子生活在农村,生活还比较艰苦,这应该是我们乡村发展的重点。

而我国有一些地区的农村已经发展起来,这种发展的趋势肯定会逐步地向相对落后的农村蔓延,尤其需要进一步通过政策顶层设计来引导发展。

乡村要发展,不能少经济。经济发展是基础,所以一要发展特色的农村经济,二要引入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三要增加农业农村的收入。

乡村要发展,不能少“人气”。农村发展必须依靠人才支撑,一方面,要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基础条件,加上好的环境,乡村“人气”就会高一点;另一方面,人才政策应该向乡村倾斜,吸引、带动、引导人口到乡村工作和生活。

乡村要发展,不能少科技。现代科学技术和农业的结合,是大有可为的。比如LED技术照明让植物照射其生长所需要的特定波长的光,缩短植物生长周期,增加产量;比如部分有条件地区对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通过满足附近工业用电的需求,从而增加收入;比如现代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相结合,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把农村经济带动起来。

农村发展还不能少文化和管理,有了文化传承和良好管理,乡村才能“活”起来。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本报记者胡璇子采访整理)

“五位一体”生命共同体

■李文华

拥有自然良好的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完好、尊重自然规律坚持有机劳作、人民富裕社会和谐文化深厚……这是我们寻觅多年的宜居乡村的模样。

然而,我国农村分布广、自然与经济条件也比较复杂,加上国外可参考经验不多,农村的环境问题一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特别是在城乡交错带,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宜居乡村的建设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充分的心理准备。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与生态友好型新农村建设,需要坚持“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战略的指导,从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综合角度出发,使得乡村更加美丽、更加宜居。同时,也需要用生态先行的观念来发展生态产业,让农民富足起来,通过统筹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激励农民更好地参与到生态友好型新农村的建设中去。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地方发展经济要讲生态,保护生态也要考虑经济效益,只有将生态和经济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双赢。

除了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农村的宜居问题还要重视文化的复兴与传承。在建设宜居的生态环境时,也要保持每个乡村原有的特色文化,注意挖掘并竭力保存这种文化里好的宝贵的部分,也就是保住乡村的根与魂,让农民真正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中国的农业发展拥有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传统经验,为发展特色农业模式提供了基础,丰富的传统经验中蕴涵着值得今天借鉴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意识。在此基础上,依托科技创新,融合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倡导生态农业模式,构建复合的生态系统。这体现的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与大自然所形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蕴含着深厚的生态哲学理念、有效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传统文化。

乡村振兴是系统、全面、长远的战略,是一篇大文章,涉及到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久久为功才能完成。要做好这篇“大文章”,还需做好顶层设计,同时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长短结合、统筹谋划,一定要有计划、科学地来推进。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本报记者张晴丹采访整理)

关注农业生态脆弱区

■山仑

几十年来,我一直从事旱地农业和节水农业研究。乡村振兴,我最关心的还是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特别是丘陵地带的发展。

这里是典型的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在300毫米~550毫米间,灌溉少,是农业生态中最脆弱的地区。很长时间里,由于粮食不够,该区域利用丘陵地区的地形地貌,发展了果树种植、草地畜牧业等多种经营。

丘陵地区的农民主要发展羊养殖业,畜牧业虽开始发展了,但发展速度比较慢 。国家提出重点发展草食畜牧业,但是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加之产销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因此当地畜牧业发展仍有待加速。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人口的转移和外流。这些地区的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农村只剩下老人、孩子,从长远来看,人口的外流让当地规模性、集体性经营的发展受到阻碍,进而影响了农村的未来发展。

促进当地发展,招才引智十分必要。对于西北贫困地区而言,不仅高水平人才稀缺,实用型、技能型人才亦同样缺乏。

在人才配备和人才吸引上,不能单纯追求学问大、知识高,更需要能接地气、留得住、能扎根的掌握实用技术的人才,让这些人才跟当地农民一起发展农业,改变农村面貌。相比于高大上、戴帽子的高科技人才,后一种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

人才为乡村发展提供支撑,科技为乡村发展注入动力。从技术上说,一个品种或者某一实用技术的突破固然很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整体的发展方向和技术体系。在该地区,农业、林业、果业、畜牧业等各种产业应该如何合理布局?各产业如何进行结构性调整?这些问题非常值得科研人员深入研究与探讨。

此外,关键技术仍需要攻关。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大部分是旱地,可灌溉面积不足20%。少量的水,如何做到精准灌溉?这需要从科技创新上寻找答案。

品种问题也是一样,节水、抗旱、抗逆品种的选育,也亟待科技攻关。适宜干旱地区种植的、抗逆性强的品种的选育应该被提至更高的议程。

当然,科技投入并非“一日之功”,这些不是一两年能够解决的,需要科研人员长期的努力和坚守。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本报记者胡璇子采访整理)

绿色防控让乡村更美

■吴孔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总体来看,我国乡村发展是不平衡的,主要体现在区域不平衡,东部发展相对较快,而西部还有部分地区没有解决基本的贫困。目前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解决贫困的问题,解决区域性贫困。

国家提出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植保是实现农村美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对食物的追求不再停留在温饱阶段,而是更加安全、健康。新形势下,农业生产也要求更加绿色、环保。

实际上,不同阶段的植保工作有其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前,我国整个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基本温饱还没有解决,再加上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农药的使用相对较少。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农业生产水平也随之快速提高,当时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病虫害的防控主要依靠农药,然而过度依赖农药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而植保与产业问题、生态问题、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是乡村振兴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要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高病虫害防控的效率、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大力发展绿色防控技术,促进传统化学防治向现代绿色防控转变。

绿色防控是植保的内在要求,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实践证明,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推广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现阶段植保正寻求从量变到质变,不仅要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要助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目标是按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通过绿色生产模式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村更美。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本报记者秦志伟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8-05-30 第8版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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