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清理、规范创建示范活动，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推进教育的管办评分离改革，行政部门要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从评价中退出，培育专业的社会评价机构。

■本报记者 王之康

某高校教师常江非常清楚地记得，前年他所在的高校参与了“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的申办。与此同时，他们参加了另外两个创建示范活动。那段时间，白天忙教学、晚上忙创建，工作时忙教学、节假日忙创建成了老师们的工作常态。

实际上，这样的工作状态在很多高校的老师中都会不时上演，因为各级各类创建示范活动可谓五花八门，如“一流网络安全学院示范高校”“平安校园示范学校”“依法治校示范校”等。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创建示范活动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开展创建示范活动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文件明确规定，凡是没有依据擅自开展的，或者对推动工作没有实际意义、劳民伤财的，或者借机收费、变相收费的，一律取消；凡是面向企业开展、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一律取消；凡是面向县(市、区、旗)开展、加重基层负担的，一律取消；凡是对象相同，内容相近、标准相似的，一律合并。

那么，这些创建示范活动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呢？

被扭曲的初衷

“一般来讲，教育主管部门推出创建示范活动，初衷肯定是希望能够产生一批发挥引领性作用的项目，包括一些学校、学科、专业、人员等。”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坦言。

不过，在创建示范活动推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扭曲这些初衷的现象，比如，弄虚作假、劳民伤财等。

“从本质上讲，这种创建示范活动是由行政评审、行政评价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一方面，这种行政评审、行政评价是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具体办学的干预；另一方面，高校为了应付这种行政评审、行政评价，就可能会出现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一系列问题。

而当前，高校对于多种多样的创建示范活动却是非常热衷，甚至达到了“趋之若鹜”的地步。对此，别敦荣直言，这背后是有利益驱动的，至于利益究竟有多大、来自何方，则取决于什么部门和单位来组织和评选。比如，有些项目是直接与资源配置相关的，入选高校可以分配到一些建设资金；也有些项目只有名誉，没有实际的资源配置；还有些项目在评选时甚至要收取一些费用。

“尤其是现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数字化导向，开展任何评选活动都要看数字，比如，有多少科研经费、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有多少有头衔的人物等。”别敦荣说，高校因此更加看重评选，毕竟能够评选上的是极少数，大家为了评选上就会想尽各种办法。于是，弄虚作假、劳民伤财就不可避免了。

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郭立场也认为，当前创建示范活动的泛滥，在主观上是源于官僚主义，考核体系“唯上不唯下”。“在创建活动中，利益攸关者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互相借助这一过程捞取政治资本，进而达到某种目的。一方面，主办方可以巧立名目、谋取私利；另一方面，参与者也可以赚取名分、捞得政绩。如此，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彼此心照不宣、一拍即合。”

重评选轻建设

虽然创建示范活动的初衷很好，但实际情况却往往是，教育主管部门只进行了立项或评选，在后期的建设过程中却并没能进行有效的监管，导致最终效果大打折扣。对此，常江是有切身体会的。

创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时，他所在的学校在原有创新创业基地的基础上，从紧张的办学经费中又拿出一大笔资金，建设了新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

“最后，学校确实入选了‘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但在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建设上，创建之后与创建之前也并没有大的区别，其他相关工作也不到位，导致目前新建设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使用率并不高。”常江说，“现在这种情况，难免会让人产生一些劳民伤财的感觉。”

一般情况下，创建示范活动都是系统工程，不仅耗时长、要求高，而且项目多，比如制定方案、成立工作组、准备资料等，如果做不到尽可能的完善，最后则很难通过验收。

“因此，为了保证创建示范活动顺利通过评估验收，有些学校便在前期准备工作上做足文章。”别敦荣说，其实过去的很多示范性活动都是这样，高校更注重申报、立项和评选，而不太注重后期的建设。

虽然如此，一旦创建示范成功，高校则可以躺在“示范”的功劳簿上睡大觉，获取一定的资源和利益，即使不进行后期的建设和维护，或者只是简单的应付，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因此，尽管有的学校创建成功，获得了“示范”的头衔，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工作仍然是原地踏步，既没有实质性进展，也没有多大起色，更无法起到示范的作用”。

“总的来说，这样的创建示范活动跟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别敦荣指出，此时下发《通知》整治乱象的导向是正确的。

一纸通知之外

它也能发挥一些积极作用。不过，别敦荣也认为，仅有这样一个《通知》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

“这些创建示范活动的源头并非高校，而是教育部门。所以，当教育部规定不要开展这些活动的时候，实际上是约束了教育部各个部门的行为。”别敦荣说，与此同时，高校还要继续建设，这就要求它们不去看重申报、评选创建示范活动，而是扎扎实实地专注于学校自身的发展，专注于学校的办学条件建设、制度改革，以此来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

对此，郭立场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教育部集中清理创建示范活动，这固然是积极作为，但狠刹不当检查评比表彰之风，仅仅从数量上‘瘦身’还远远不够，既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洁身自好’，也需要加强外部监督。”郭立场说，在创建示范活动许可时，还应注意从财政预算的源头把关，从严控制开展创建示范活动的空间，管住权力的“有形之手”。

在他看来，做好创建示范活动集中清理工作，必须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坚持从工作大局看问题，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将民意纳入考核体系中，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纠偏效应，对工作业绩进行全方位考核，让“里子重于面子”，让创建示范活动实至名归。“当务之急，是要认真执行清理范围、依据、标准、程序，应取消的一律取消，能合并的一律合并，确保清理范围内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未来仍需改革

那么，除了部门联动落实《通知》要求，引导高校专注自身内涵建设外，此次创建示范活动的集中清理，对我国高等教育来说，是否还释放出其他信号呢？

对此，熊丙奇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2010年，我国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其中，涉及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部分指出，要“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

“也就是说，按照该评价要求，这种行政评审、行政评价都应该取消，转向由社会专业机构评价。”熊丙奇说，但现实是，仍然有很多行政部门以这种创建示范活动或者用评优、评比的方式对学校进行管理，“这表示行政部门并不愿意放弃这样的权力，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此外，《教育规划纲要》的管理体制改革部分还指出，“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因此，清理、规范创建示范活动，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推进教育的管办评分离改革。”熊丙奇说，行政部门要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要从评价中退出，培育专业的社会评价机构。“如果仍旧按照原有的行政主导、行政办学、行政评价的方式，就无法真正释放高校的办学活力，也很难使高校从行政化办学的整体管理体系中解放出来”。

对此，郭立场也认为，应建立起科学的考核和评价机制，做好事前审批、事中监管和事后评估，从根本上杜绝上级部门的随意性，从源头上减少不必要的活动。“行政部门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除了确有必要由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活动外，一般的创建示范活动应交由民间来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