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涛 

杨国梁

■本报记者 韩天琪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从四个方面提出了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重点任务，从制定规划、投入和管理机制、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作出了方向性要求。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是人类开拓知识前沿、探索未知世界和解决重大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创新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我国在现阶段提出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具备了哪些条件？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作更充分的准备？

展现国家科研形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国际性组织在各科学领域组织实施的具有代表性的大科学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大约有51项，中国作为合作成员参加的约有21项，占总数的41.2%，主要集中在全球变化、生态、环境、生物和地学领域。这些大科学计划和工程的牵头组织方大多以发达国家为主。而我国在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面几乎是空白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向涛看来，“中国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走”，所以目前提出《方案》是一个好的时机。“我们不能等待时机完全成熟再做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说，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的时机永远没有成熟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往前走，别人也在往前走。”

“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可以体现我国的科研形象。”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国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德国的赫姆霍兹研究会下属大科学中心，“其核心定位就是体现德国的国家科研形象”。

“从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科研形象来说，牵头组织和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杨国梁说。

练好科研积累的“内功”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由中国首先提出和主导的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向涛认为，从种种条件来看，我们现在“需要作这个尝试了”，但要扎扎实实提升科研水平，练好“内功”。

“组织牵头大科学计划首先要有足够好的科研基础。”向涛强调，要想让提出来的计划有人响应和跟随，还是要在相关学科和领域有一批人的科研水平处在国际前列。“你的水平比别人好了，别人才有参与的意愿。我们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积累科研实力上面来。”

同时向涛也表示，如果只有科研基础，但大家不往这个方向想，那么牵头组织大科学计划的局面也不能马上形成。“所以要有一定的科研基础，但同时也要有这个意识。”

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方案》特别提出了投入管理机制、人才队伍建设和监督评估机制等运行和管理制度方面的要求。

在向涛和杨国梁看来，这正是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的重要方面。

“我们的角色变了，必然要求管理机制的改变。”向涛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评价标准是高影响因子，但是在引领学科前沿的领域，刚开始不可能有高影响因子。因为提出来的东西刚开始并不一定马上得到认可，在应用性更强的领域，高影响因子更没有意义。”向涛以评价和激励制度为例，建议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在现阶段提出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相应地也要考虑我国的科研实力和科研经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还不是很平衡，虽然政府每年划拨很多的科研经费，也希望通过创新驱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牵头组织大科学计划还是需要从多个角度去考量。”杨国梁提出，“从牵头组织、承建、运营和管理这些方面要把具体的相关制度制定好。”

在具体的实施载体方面，杨国梁认为可以利用现有资源，在其基础上适当进行一些改革，赋予新的组织职能来承建国际大学计划。“中科院就是很好的载体，首先中科院是国立科研机构，从运营和有效组织研究力量的角度来看，中科院的优势更大。从科研国家队的角度来看，中科院承担大科学计划的组织、运营或依托大科学计划成立学会和国际组织，也可以更好地体现国立科研机构的定位和使命。”

从人才管理的角度，杨国梁提议，“国际间的大科学计划首先需要一支国际化的队伍，从人才吸引和引进的角度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我们肯定要广泛吸纳世界的创新资源，尽量打破人才流动的壁垒”。

在经费管理方面，“由于我们之前也参与过很多国际间双边和多边合作项目。根据以往经验，经费管理的基本原则还是每个国家用自己的钱，跨国转移经费是很难的。”杨国梁认为，在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方面，我们要在之前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如果由我们主导大科学计划，我国政府的投入将会占更大比例，同时我们也要吸引更多的国外创新资源。”

最后，在国际合作过程中，“由于牵涉到不同的国家和科研机构，成果的归属问题也应在我们制度建设的考虑范围之内”。杨国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