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弥曼。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张弥曼：寻找鱼化石之美

本刊记者/符遥

本文首发于总第848期《中国新闻周刊》

从巴黎领奖回来后的第3天，张弥曼准时出现在位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她谢绝了几乎所有媒体采访和活动的邀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3月22日，张弥曼接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仪式上，她身着一袭中式长裙款款上台，全程脱稿，用流利的英语致辞，其间法语、汉语、俄语和瑞典语转换自如，优雅的气质和幽默的语言令中国的网友们备感“惊艳”。大家热情地称她为“网红女科学家”“中国科研玫瑰”“真正的国民女神”。

身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古脊椎动物领域最高奖“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荣誉、声望对这位世界知名的古生物学家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这一次，突如其来的“走红”还是让她有些不习惯。

“真的是大吃一惊。”她讲起话来轻言细语、慢条斯理，“我真的没做什么，没什么特别的。”

但同行们都知道，“张先生在国际上远比在国内有名得多。”她一生致力于古鱼类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给她的颁奖词中如此评价：“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推动了人类对生物进化史的认知进入新的阶段。”

而对张弥曼本人而言，相比获奖、当“网红”，眼下最重要的事依然是做科研。和化石打了一辈子交道，进入“80后”的年纪，对她来说，“退休”依然是个不存在的概念：每天早晨8点半出门，9点到办公室，继而开始一天的工作。每逢节假日都是她最高兴的时候——大家都放假去了，她就可以更安静、更不被打扰地摆弄那些化石了。

“我们把剩下的鱼用来做鱼汤，

那鱼汤可好喝了”

“我对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始于大概60年前。”在颁奖仪式上，张弥曼回顾起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在当时，我的事业发展道路并不由我做主，都是被安排好了的，就像古代的‘包办婚姻’一样。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说；‘先结婚，后恋爱’。”听到这话，在座的老外们都笑了。

张弥曼1936年生于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成为一名在神经生理学领域颇有建树的教授。受到父亲的影响，张弥曼从小对生物、自然科学充满了兴趣，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

然而，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大力发展工业的过程中急需地质人才。高中毕业时，张弥曼受到“地质报国”的感召，不顾家人反对，决定报考北京地质学院。1955年， 刚刚学习了一年地质的她，又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古生物专业学习。

“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古生物学是做什么的。”为了国家科学发展规划的需要，同批的十几位同学各自被指定了不同的专业方向，有人学植物，有人学动物……在动物学家伍献文的建议下，张弥曼走上了“学鱼”的道路。

如今回想起来，那是一段闪着光的日子：为了做学期论文，年轻的张弥曼到莫斯科郊外的生物实验站实习，在河岸边采集石化程度尚低的鱼化石。繁星点点的夜空下，用小船把横跨莫斯科河的鱼网撒下去，凌晨五六点再去收网。各种各样的鱼撞在网上，被采集下来和化石进行对比，以探究古鱼类同现代鱼类之间的关系。

“除了留一些鱼用来对比，我们把剩下的鱼用来做鱼汤，那鱼汤可好喝了。”82岁的张弥曼露出一丝纯真顽皮的微笑。

1960年，留苏归来的张弥曼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她接手的第一项研究，是来自浙江的鱼化石。如果说之前是要努力学好“组织交予的任务”，直到这时，她才开始真正对这些古生物产生了“恋爱”的感觉：“那些鱼化石拿来一看，就和现在的鱼差不多，但仔细一看，又都不一样，它们究竟和哪一类的鱼有关系？谁也不知道。”为此，她到处请教专家，自己一点点琢磨，解谜的过程也变得越来越有趣，“这个兴趣是逐渐、逐渐来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说起研究古生物，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荒漠戈壁、崇山峻岭之间，研究者们风餐露宿的身影。这也正是那时候张弥曼工作的常态。为了寻找化石，她一年里有3个月时间都是跟着地质勘察队一起“出野外”。作为队里唯一的女性，她和所有人一样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囊翻山越岭，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饭。为了方便，她从来不留长头发，到了某些地方，当地老乡都没认出她是女人。

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白天赶路只能靠走，晚上借宿在村里或是在荒郊野外打地铺。整日在泥地里挖，蚊子、跳蚤、臭虫、老鼠什么都有，闹得人“白天黑夜都没有安稳的”。但这也成为了张弥曼如今最怀念的日子：她常常在夜里被虫子闹得睡不着觉，但白天还是精神头十足。“大家都是年轻人，在一起特别开心，都能扛下来，也不觉得辛苦。”

“虽然引起老师不高兴，

但自己还是很高兴的”

在张弥曼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幅漫画：蓝天白云之下，海风徐徐，穿着淡紫色花旗袍、卡通版的她，正在沙滩上漫步，手里牵着一条长着四条腿的怪鱼。她对鱼说：“杨，我要带你去20世纪！”

这幅画是2011年时，一位学生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画中的那条四足鱼，正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杨氏鱼”。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陆地脊椎动物（即陆生四足动物）都是由水中的脊椎动物——鱼类，逐步进化而来的。然而，四足动物的祖先究竟是哪种鱼类，它们又是如何从在水中用腮呼吸，进化到适应陆地环境用肺呼吸，一直是学界悬而未决的谜题。

自20世纪30年代起，瑞典古生物学家雅尔维克通过“连续磨片法”对总鳍鱼类化石进行研究后提出，总鳍鱼类中的真掌鳍鱼类与四足动物一样，拥有一对与外鼻孔相通的内鼻孔，能使空气进入肺部。这一发现，意味着总鳍鱼类很可能正是四足动物的祖先。在此后的数年里，古鱼类学家们在此基础上不断推演，形成了一套日趋完善的理论，被视为主流的权威观点。

1980年，张弥曼赴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访学，带去了她和研究生于小波在云南曲靖发现的“杨氏鱼”化石。在雅尔维克手下，她开始用“连续磨片法”对这种来自中国的早期总鳍鱼类化石进行研究。

在那个科技手段还不发达的年代，“连续磨片法”能帮助研究者精确地掌握化石内部的结构，但也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和努力：把化石封在石膏模型中，每磨去1／20毫米，画一张切面图，再磨、再画。所有工作都由手工完成，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整块化石磨完为止。雅尔维克曾主持过两个总鳍鱼类化石磨片的研究，一个花了5年的时间，另一个已经陆续做了二十多年还未完成。

在瑞典的那些日子里，张弥曼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多时候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用了不到两年就完成了“杨氏鱼”化石的绘制工作。总共只有2.8厘米长的化石，她足足画了540多幅图。

这套精美的图纸为总鳍鱼类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一个更大的惊喜还在等着她：在磨片制图的过程中，张弥曼发现，杨氏鱼只有一对外鼻孔，并没有内鼻孔！

“开始还不相信，怎么会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但后来我一边看书，一边磨标本，反复看，确实就是不一样，这时候是很兴奋的。”张弥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引起老师不高兴，但自己还是很高兴的。”

是不是只有中国的总鳍鱼没有内鼻孔？带着这样的疑问，张弥曼又研究了英、法、德等国所藏的同类化石，发现它们的构造均与“杨氏鱼”相似。进一步比对后她发现，老师雅尔维克所研究的化石中，鼻孔所在的位置保存并不完整，因此，他所画的图有一定自己“复原”的成分，并不足以证明总鳍鱼确实存在内鼻孔。

1982年，张弥曼正式发表了这项成果，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答辩，获得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当时，她的发现直接动摇了“总鳍鱼类是四足动物祖先”的传统观点，在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

后来，有关脊椎动物登陆过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得以不断推进——90年代初，张弥曼与她的学生朱敏又在云南曲靖发现了距今3.9亿年前的“肯氏鱼”化石；2004年，朱敏与瑞典合作者阿尔伯格教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对“肯氏鱼”后续研究的成果：他们认为，后来出土的大量化石证实，“肯氏鱼”正处于从外鼻孔向内鼻孔过渡的阶段，其头部构造说明，在肉鳍鱼类的进化中，存在一个上颌骨和前上颌骨裂开然后重新相接的过程，内鼻孔是由外鼻孔“漂移”形成的。对此，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让维尔博士在当期杂志上发表评述文章说：“这是一个已经争论了上百年的问题，新的资料实际上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对不起，能不能再说一遍？”

如今回想起来，张弥曼觉得在瑞典攻读学位的过程对她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学会了怎样发现问题，怎样进行科学的思考”。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切完全可能来得更早一些——早在60年代被派往瑞典学习期间，她就已经在着手云南早泥盆纪肉鳍鱼类的研究。然而很快“文革”就开始了，她提前被召回国，再回去已经是14年后，她已经44岁了。

惋惜于错过的时光，张弥曼工作起来总是格外拼命。1983年，她出任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作为该所历史上唯一的女所长，她完全没有让事务性的工作耽误自己的科研：在两届任期内，她的学术成果甚至比之前更多了。

80年代初，中国刚刚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生物学界，西方的新技术、新课题、各种分支和交叉学科大量涌现，一时让国内很多学者备感迷茫。在这样的背景下，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张弥曼与于小波等人一起，开始收集、挑选国外优质的论文、资料，希望将西方自60年代中期开始盛行的先进学术思想引入国内。经过几年的翻译、编写，《分支系统学译文集》诞生了。

90年代初，周明镇、张弥曼等人又主持编译了《分支系统学译文集》的姊妹篇《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译文集》。“这在现在看来可能不算什么，但在当时，这两本书的影响非常大。通过这样的方式，西方的学术思想很快地被运用到国内的科研工作中，我们这一代人得以把‘文革’中耽误的时间补过来了。”张弥曼的学生、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敏说。

朱敏也参与了第二部译文集的编译工作，回想起当年和老师一起编译书稿的场景，他很有感触，“他们有几位已经是院士了，还在做那么具体的工作，而且学风非常严谨。哪怕只是一个单词、一个术语，几位老先生都会翻来覆去地推敲半天。”

在现任所长周忠和看来，张弥曼一直是个“学术型的领导”：“外国专家到所里做讲座，一般人如果有一两句听不懂的，可能含混一下就过去了，但她一定会追着问：‘对不起，能不能再说一遍？’她也不着急，也不会因为已经是大教授了，问这些问题而不好意思。”

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自己，张弥曼都十分严格，但她并不古板，总会尽最大可能帮助后辈。在采访中，周忠和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自己年轻时转专业方向的经历——因为发现了两块重要的鸟类化石，原本研究鱼类的他提出想转去研究自己更感兴趣的鸟类，这在当时是很不合规矩的事，但张弥曼站出来支持了他。不仅如此，后来张弥曼还主动帮他联系到了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为他出国深造写推荐信。

2015年，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周忠和受邀参加母校南京大学的本科生毕业典礼，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张弥曼：“我们研究所的张弥曼院士教导我要多帮助别人，她的话让我铭记在心。事实上，她和研究所的其他老先生们从我读研究生开始，就一直给予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慢慢更加深刻体会到了‘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你自己’的道理，并且从中受益匪浅。”

如今，朱敏也早已是知名的古生物学家。当年张弥曼和几位前辈的言传身教，至今影响着他。今年年初，他应邀为即将出版的《人类简史》中文版撰写序言。当他发现书稿中存在一些专业术语的翻译错误时，索性利用春节假期的时间，自己在家把书稿从头到尾校对了一遍。“这可能就是师门传下来的：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很严谨地做好。”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张弥曼给身边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她率直的个性和正直的为人。得益于自己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她非常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早年所里刚开始与外国学者合作时，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一项研究所用到的化石是由中方学者提供的，那么无论中国人有没有参与具体的研究工作，论文发表时都要被列为主要作者。但张弥曼叫停了这一“传统”——这样的做法赢得了国际古生物界的尊重，更为日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先生仗义执言，得罪人的事是不少的……说她很有个性都是比较mild（温和）的表述了。”供职于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苗德岁是张弥曼多年的合作者，两人曾一起合作发表过近20篇学术论文。在他眼中，张弥曼无论是身处领导岗位，还是作为普通的科研人员，从来都是“坚持原则，不讲情面”；面对科技界存在的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则“深恶痛绝、直言鞭挞”。“至于对我们跟她关系比较近的人，她说话更不客气，以至于她的一个学生曾说过：张老师虽然不怎么批评我们，但有时她不经意的几句话，也会让你感到‘受不了’。”苗德岁说。

“如果你是女的，

早就拿到这个奖了”

接受采访的这天中午，张弥曼的午餐是前一天所里开会统一发的盒饭——昨天她吃了一半，剩下的正好可以再吃一顿。

进入人生的第82个年头，她依然对化石投入着最多的精力，之外的事情都不大介意。每周除了和远在美国的女儿视频、看望生病的妹妹，其余时间她都会出现在办公室里。小时工每周到家里做两次饭，每次做好她就可以连着吃上两三天；而办公室的地上，干脆放着大包的即食燕麦片。

张弥曼的生活并不缺乏情趣。她喜欢唱歌，前些年就加入了中科院的“院士合唱团”。不过，后来因为心脏问题，“上不来气，已经一年多没有去过了。”她半开玩笑地说，自己也想去跳广场舞，“可惜错过了学习的年龄，现在跳不动了。”

现在，看书成为了她工作之外为数不多的休息方式。她看《狼图腾》，读史铁生与周国平，也读英文版的《达·芬奇密码》、彼得·海斯勒的《江城》。“有些单词现在都记不住了，就跳过去，跳不过去的就用手机查一查。”

从2016年被授予“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到这次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这几年张弥曼变得越来越忙。研究工作之外，开会、审稿、写推荐信、见老朋友……各种杂务纷纷找过来，她一样一样地慢慢做，“但其实心里很着急”。“如果现在每天能工作六七个小时，我就特别高兴了。”她感叹道。

近年来，尽管工作速度已经比年轻时慢了许多，但她严谨认真的作风却没有丝毫改变。在苗德岁的眼中，张先生总是“极度谦虚平等”，即便是修标本、拍照片、画图这类辅助性工作，也都亲自动手。他还记得，前些年两人在合作撰写有关伍氏献文鱼的论文时，为了取得更确切的实验数据，七十多岁的张弥曼不顾自己年迈多病，几次奔赴上海，利用兄弟单位的实验设备反复检测，直到取得准确满意的结果方才定稿。2008年，这篇论文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他们的研究结果指出，伍氏献文鱼这种骨骼异常粗大的鱼类见证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青藏高原隆升以及由来已久的干旱化进程。

“她是胡适先生那句名言的忠实践行者：在科学研究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苗德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眼下，张弥曼在做的是有关中生代鲤科鱼类咽喉齿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给年轻人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她将自己一直在做的、“学术含金量”更高的泥盆纪鱼类研究“让”给了学生朱敏，自己则转而投入了中生代鱼类的研究中。

以常人的视角来看，这似乎是个很不明智的选择：在生命演化领域的研究中，越往“生命树”基部走，越富有挑战性，但也越有可能产生重量级的发现。与泥盆纪鱼类不同，中生代鱼类所处的时期并不涉及生命演化过程中关键事件的发生节点，因而并不那么容易出成果。

张弥曼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但她还是一点点地做着：这些年，她把自己的一些“一看就知道能出成果的好化石”送给了有能力的年轻人，自己则捡起了现在手上这些没人愿意碰的“硬骨头”。在她看来，这些化石可能不像有的化石那样能够登上很好的期刊，但如果做的时间长了，积累了足够多的材料，或许十几年、几十年后的某一天，后来的研究者们就能从中看出些眉目。“也许我看不到这件事能做出什么好的结果了，但前面总要有人来做这些积累的工作。”她说。

和化石打了一辈子交道，张弥曼常常以“运气好”自谦。每每谈起自己“为平衡家庭和事业做出的牺牲”，她总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孩子生下来送到老人家，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

前几天，一位搞物理学的老朋友发来短信祝贺她获奖，她不好意思地说：“如果你是女的，早就拿到这个奖了。”

朱敏懂得老师的紧迫感和幸福感。“对于我们这些研究生命演化的人来说，人的生命对于整个动物演化进程而言，不过是很短很短的一瞬间。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古生物学不会像应用科学那样立竿见影地起到作用，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帮助人们了解地球的历史，对完善人类的知识体系作一点贡献。”

张弥曼享受这样的纯粹和辽阔。很多时候，她不喜欢讲自己的成绩，只有在谈起自己做的研究时，才滔滔不绝，眼睛闪闪发亮。那是一种简单的、具体的快乐：“每做一点点，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提示，然后可能就会往前走一点点……就有点儿像当年他们（英国科学家沃森和美国科学家克里克）发现 DNA双螺旋结构，可能很多人觉得他们那个比较高级，但我觉得，我们这个也特别好。”

张弥曼很喜欢苏轼的一句诗：“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有年轻人问她，该怎样消解日复一日平凡工作、生活所带来的倦怠感？

“我真的不知道，”张弥曼迟疑了片刻，眼神里闪现出一位老人最真切的关怀和一丝真诚的困惑，“我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真的没有时间倦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