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弥曼(右一)在向学生介绍研究内容。(2018年摄)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图
“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事情都是可以牺牲的。不管是科学研究，还是工作都抱着一颗‘公心’。”在张弥曼看来，古生物 学的“公心”就是“不到死也要抱着化石不撒手”
3月22日，自嘲为“傻瓜”的张弥曼在巴黎摘取了“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词称，“她开创性的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屈婷、全晓书
鱼化石,是张弥曼大半辈子的迷恋。
“也许,我们这样的人都是傻瓜吧。”这位82岁的古生物学家说,“但是人类没有‘傻瓜’,可能还是不行。”
3月22日,自嘲为“傻瓜”的张弥曼在巴黎摘取了“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该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欧莱雅基金会于1998年设立,每年授予全球五位为科学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女性。
颁奖词称,“她开创性的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
去巴黎领奖前,鲜有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张弥曼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她说:“获奖当然高兴,是巨大的鼓励,但觉得自己还够不上。”
逃难途中读的书
“这段逃难的经历决定了我一生为人处世的取向”。“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张弥曼的父亲带着全家疏散到南京,又在1940年搬迁到重庆北碚,之后又辗转江西各地
低调的张弥曼是当今世界最受推崇的古鱼类学家之一。2010年,一本献给她的论文集在德国出版,里面的观点有的与张弥曼相同,有的与她相左,但无一例外都受到她的影响。
她的学生、英国自然杂志资深编辑纪恒瑞(Henry Gee)在这论文集的“前言”里描述说:“她是一位和善的淑女,跟我们一起参加学术会议的野外考察,总是饶有兴趣地倾听我们一派学生腔的叽叽喳喳,而她自己却不显山不露水。”
而眼前的张弥曼看起来像一位慈祥的祖母,轻声细语,一身蓝色的套头毛衣、布裤和披肩,衬得她皮肤白皙,几乎没有长期野外工作的沧桑。
她有一双名震古生物圈的巧手,总能把化石和岩石沉积物准确地剥离。“我相信我的双手还不算太笨拙。”张弥曼的回忆从此开始,“因为我的父亲在医学院工作,我常常穿过解剖室去他的办公室喊他吃饭,看惯了许多男、女学生在实验室解剖尸体。高中实验课,我解剖很细的小蚯蚓也不会碰破血管。”
1936年生于南京的张弥曼,是家中长女。父亲出身贫寒,靠族人借款上中学,后来靠公费去芝加哥大学深造。学成归国后,他在上海的一家医学院谋得教职,教人体生理学。
父亲开明,常带她去溪边网虾,到菜地捉虫,到麦田看蚂蚁怎么沿着麦秆爬上去寻找蚜虫,用放大镜观察花的雌雄蕊和昆虫复眼等。“我们可以在父亲面前随意发表意见,甚至和他争吵,而他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
母亲严厉。“我生性顽劣。母亲读书不多,却一丝不苟地逼我完成作业。”张弥曼笑言。“我一直想当医生,而不是科学家。”——因为父亲单位有不少敬业、有教养的医生,令她仰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无忧无虑的日子戛然而止。“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父亲带着全家疏散到南京,又在1940年搬迁到重庆北碚,之后又辗转江西各地。
当时,年幼的张弥曼和弟弟妹妹尚不懂家国之恨。跋涉在赣南的路途间隙,这些逃难的“野孩子”常常潜在河里,不顾撑篙人的怒骂,迅速爬上船沿,从船尾跳到河里,把肚皮拍得生痛；到了晚上,他们又缠着下课的大学生讲故事,直到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被大学生锁在门外,方才垂头丧气,各自散去。
也有一些事令张弥曼万分恐惧。日军轰炸重庆北碚时,她和大着肚子的母亲躲在床下,父亲赶回来时几乎以为她们已经炸死；她亲眼见到孩子因缺医少药死去,自己得了疟疾“打摆子”,头晕眼花,却一刻不敢落在队伍后面……
有件趣事几乎成了她日后学地质学的先兆。有一次,她和弟弟在流亡路上偶得《木偶奇遇记》和《谈天说地》两本书。《谈天说地》这本书对幼年的张弥曼是枯燥的,但由于没有别的书看,她还是很认真地读了一遍。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大学上《普通地质学》时,老师居然讲到了这书中的一些内容。
她说:“这段逃难的经历决定了我一生为人处世的取向。”
爱上了鱼
那时,野外勘探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饭。由于消耗太大,地质队员们都如“饿鬼”一般。有一次,恰逢中秋节,队里发了一斤米饭,一斤烙饼,张弥曼竟就着酱豆腐一扫而空
1953年,17岁的张弥曼响应国家“地质报国”的号召,放弃学医理想,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彼时,中国地质科学有了许多国外回来,或从西南联大毕业的老师,但很缺学生。“大家心中真的有一股热血。”她说,那一届单女生就有200名,毕业后多去了艰苦地区搞地质勘探。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界积极培养“新鲜血液”。1955年,张弥曼被送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古生物学。但是,这位地质学专业的学生,完全不知道该学哪类古生物。
“学鱼!”当时在苏联访问的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建议张弥曼。
张弥曼自称“是一个立了理想,怎么也不会改变的人”。她听了伍先生的建议,从此开始了对鱼化石的研究。张弥曼经常到莫斯科河岸边的全新世沉积中采集鱼化石,夜里用小船撒下横跨莫斯科河的鱼网,清晨把撞在网上的各种鱼类采集下来,用来和化石进行对比,以探究古鱼类同现代鱼类之间的关系。
1960年,张弥曼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开始了她的寻“鱼”生涯。年轻时每年约有三个月,她都随地质勘探队在荒野采集化石。“野外勘探是基本功,再远我也能走下来,而且不比任何人慢。”
那时,野外勘探基本靠腿,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饭,很多时候只能投宿老乡家,或在村里祠堂的戏台上过夜。由于消耗太大,地质队员们都如“饿鬼”一般。有一次,恰逢中秋节,队里发了一斤米饭,一斤烙饼,张弥曼竟就着酱豆腐一扫而空,创下“个人纪录”。
“每次身上都带着虱子,回家进门前要先把衣服煮一遍。”回想起这些,张弥曼眼中绽放快乐的光彩,“那时候,衣服没有化纤,确实经煮。换成现在,放进开水锅恐怕就捞不出整件的衣服来了。”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总是能遇到好老师。”她说,“伍老当年的一句话定了我的‘终身’,但谁说媒妁之言的婚姻就一定会不幸福呢?”
为纪念伍献文先生,2008年,张弥曼将在柴达木盆地发现的一种奇特鱼化石命名为“伍氏献文鱼”。
“不睡觉”的中国女人
“越来越多的鱼化石显示,鱼类登陆这一关键环节就发生在中国云南。而张弥曼是这一大发现的开拓者”
约4.3亿年前到4亿年前,云南东部还是一片处于赤道附近的热带浅海。海里陆续“游”出了包括晨晓弥曼鱼、斑鳞鱼、杨氏鱼、奇异鱼、全颌鱼、麒麟鱼在内的“明星物种”,谱写了鱼类从海洋向陆地演化的关键篇章。
“晨晓弥曼鱼”的命名者、古鱼类专家朱敏说:“它是献给我的老师、中国肉鳍鱼类研究的开拓者张弥曼女士最好的礼物。”
在生命“进化树”上,人类属于四足动物。大约在3.8亿年前,肉鳍鱼类登上陆地,演化出了四足动物。但哪一种肉鳍鱼类,才是人和鱼的最近共同祖先呢?数百年间,这个“谜”在古生物学界悬而未决。
1980年张弥曼访学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瑞典学派代表人物雅尔维克用25年时间还原的肉鳍鱼化石。震撼之余,她决心用最短时间“追赶”上去。那时,没有CT扫描技术,想从内到外“看清”微小的鱼化石,需要一种极为复杂的连续磨片及腊制模型方法。
张弥曼还原的是云南曲靖的杨氏鱼。它的颅骨化石只有2.8厘米长,张弥曼需要先磨掉极微小的一块,在显微镜下画出切面图,直到整块化石完全磨完为止。
她画了540多张图,把它们贴在平整的石头上,用熔化的石蜡和蜂蜡,制作出薄薄的拓片,再将剖面图雕刻出来……最后,所有的剖面“拼装”出一个20倍等比例放大的标本。
渐渐地,博物馆里的人都知道这个中国女人“不睡觉”。于是,有人给她搬来躺椅；有人在她桌上放一束鲜花,以表达敬意。就这样,她仅用两年完成了这项研究。
按照瑞典学派的观点,杨氏鱼应有一对内鼻孔,头颅分成前后两半,由一个颅中关节连接。张弥曼在做这个鱼标本时,既没找到内鼻孔,也没找到颅中关节。内鼻孔是鱼类“登陆”时学会呼吸的关键构造。由于她的工作无可挑剔,人们开始对内鼻孔的起源,乃至四足动物的起源有了各种新的认识。
后来,她用更多证据动摇了瑞典学派的权威,认为杨氏鱼和奇异鱼都是一种原始的肺鱼,在国际古生物界激起轩然大波。但张弥曼说:“真理不辩不明,从不后悔这么做。”
直到1995年,世界古生物学界才普遍认同她的观点,肉鳍鱼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也逐渐从欧洲和北美转向了中国云南曲靖。
“越来越多的鱼化石显示,鱼类登陆这一关键环节就发生在中国云南。”朱敏说。“而张先生是这一大发现的开拓者。”
40多年过去,张弥曼那双巧手因为总拿着小钢钎在化石上敲敲打打,指纹都几乎磨平了。
抽掉“踏脚板”
“我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平等和诚实。把错的、对的都摆出来,对科学有益处。我很喜欢人家不同意我,也喜欢看年轻人比我们做得好”
在1942年拍摄的一张与小学老师和同学的合影中,大家都正色看着镜头,唯有张弥曼歪着头,探出脚,毫无旧时女子该有的“端正”。她说:“我从来没有尊卑观念,因此也惹了不少麻烦。”
在“十年动乱”期间,张弥曼被送到农村改造,她坦然面对,退掉城里的房子,做好了一辈子回不来的准备。“我本来就是从农民中来的,回到农村又怎样呢?”
张弥曼的丈夫是她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学物理,回国后去了戈壁滩,搞原子弹和氢弹研究。女儿出生一个月,张弥曼就送她去了上海外婆家。从此,一家三口分隔三地多年。女儿十岁时,她才将其接回自己身边。
“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事情都是可以牺牲的。”她感慨地说,不管是科学研究,还是工作都抱着一颗“公心”。在她看来,古生物学的“公心”就是“不到死也要抱着化石不撒手”。
她最敬佩的学者是已故的英国古生物学家柯林·帕特森。她记得柯林在一篇论文中,曾大胆提出一种观点,并写道:“我们这样做,几乎是把自己脚下的踏脚板抽掉。”化石材料,就是每一个古生物学家的“踏脚板”,吸引着科学家进入未知而引人入胜的世界。
张弥曼在科研中是有勇气抽掉自己“踏脚板”的人。上世纪90年代初,她把炙手可热的“金矿”——泥盆纪鱼类研究,移交给了朱敏等年轻人,转而研究很多人不屑的新生代鲤科鱼类化石。彼时,六七十岁的她,去过青海、新疆野外勘探。她说:“年轻人做得比我好。”
朱敏说,当了老师的张弥曼从不责骂学生,但“她淡淡地说几句,你也受不了的”。因为,她的严谨是学术圈出了名的,也不会绕圈子,说出的问题往往切中要害。
“我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平等和诚实。”张弥曼笑着说,把错的、对的都摆出来,对科学有益处。“我很喜欢人家不同意我,也喜欢看年轻人比我们做得好”。
鲤科鱼类化石分布广、比较常见,很难在短时间内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她说:“我不是没有思想斗争。但是没有寂寞、枯燥的基础工作,怎么会有真正的大发现?!”
鱼类分布严格受水系格局的限制,因此,新生代鱼化石研究可以揭示诸如古气候、古水系格局、古高度等古环境因素,进而协助重建地球变化的历史。
近年来,张弥曼和她的同事在青藏高原上发现了丰富、保存精良的新生代鱼化石,将有助于揭开这一地区“演化进行时”的历史。比如,伍氏献文鱼,其全身极度增粗的骨骼,可能是随着水中钙盐浓度升高而逐渐变化的,“今天我们说高原干旱化的故事,还有什么比它更生动呢?”
有人不明白:对古鱼类的研究跟今人生活有何关系呢?张弥曼说,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个研究能帮我们认识生物演化,而关于生物演化的科普能激发孩子们逻辑思维的萌芽,“这些对于地球和人类的未来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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