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鸿

董家鸿

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徐州医学院学习，1983年考取第三军医大学外科学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肝胆外科科学家黄志强院士。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创院院长。法国国家外科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美国外科协会荣誉院士、欧洲外科协会荣誉院士、国际消化外科学会（ISDS）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消化肿瘤医师协会（IASG）外科分会主席、国际肝胆胰协会（IHPBA）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肝脏移植学会继续教育委员会委员、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201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会是一名代课老师。是高考，给了我们这些贫寒学子“跳”出去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边代课，边学习

琅琅的读书声、嬉笑的打闹声、美妙的校园歌谣……从我记事的时候，这样的画面就一直留存在记忆深处。

1960年3月，我出生在苏北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一位中学物理老师，母亲是一位小学语文老师。我童年几乎是在校园度过的。相比其他孩子，我几乎不用去刻意地适应校园生活，自然地认为学习是进步的阶梯。

不到5岁，我就跟随父母进了教室，随父母工作调动，先后辗转就读于县城和乡镇的4所小学和2所中学。童年和少年的生活清贫，但读书轻松而快乐，结识了很多同学。

“文革”中的1974年，我开始读高中。在“政治挂帅，读书无用”的年代，同学中真正用功读书的不多。不过，我一直坚信，读书有用，知识无价。虽然高中学制只有两年半，再加上受国家“学工”“学农”政策的影响，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时间并不足，大部分时间都是走到厂矿车间，但我们也很享受那段社会实践活动。

就这样，1976年，我的高中在预定课程未完成的情况下毕业了。毕业后，我去了离县城约60公里之外的一所海滨小镇燕尾镇中学做代课老师，教数学。

在当时，能做一名代课老师也是荣幸的。特别是，当我看着父母教过的学生们，时常来家里看望他们，更有一种特殊的自豪感。但我内心期待是上大学，做一名科学家。然而，大学对我来说，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梦。因为那时候上大学，多数都是由工农兵推荐，只有两类人有机会上大学，一是有背景的干部子弟；二是劳动英模。

但幸福就是来得那么突然。1977年下半年，我得知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我非常兴奋，终于有一条通往梦想的路了。可实际上，我心里却没有底。因为高二年级的物理、化学、数学的课程几乎没有系统的学习，解析几何更是一点没有接触过。幸好，做代课教师为我提供了补课的便利。白天备课教书，晚上就抓紧时间继续复习高中课程，有不懂的问题，就请教学校的其他老师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题海战术，完全就是靠自己钻研，体悟解题思路。

多少次潮起潮落，海风再起；多少次斗转星移，思绪飘逸。而伴随我的只有宿舍微黄的灯光、借阅的老三届高中代数和几何教材、一套磨得发亮的桌椅。

误打误撞进入医学殿堂

1977年11月，怀揣自己的梦想，带着家人的殷殷期望，我走进了盼望已久的高考考场。考场上，我并没有太多的紧张，因为高考试题中相关知识点我都基本掌握了，包括我高中未曾学过的解析几何题。所以，高考结束后，我就觉得，一定能考上大学。

等待成绩的过程是漫长的。那段时间，我继续在燕尾镇中学教书，也会时常去学校的收发室问问是否有我的信件，心情比较平静。反而，我的父母却比较焦虑。因为那时候，他们看到所在的学校里的一些老师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自然就比较关心我是否收到了通知书。甚至有几次，父母还特意到我的学校来询问情况。

当时我就想，要是真的考不上，大不了明年再考一次。

有一天，学校收发室说有我的一封大学录取通知书。当时我兴奋得三步并成两步跑过去，但等我打开通知书的时候，却有点失望。因为我当时报考的志愿几乎都是数学或物理系，但却不知道怎么被一所医学院——徐州医学院（现徐州医科大学）录取了。

因为那时候对医生职业缺乏认知，我总觉得，医生诊治病人是种重复性的工作，就是简单地问诊、查体、开处方。还有就是家里人身体健康，很少去医院。这就导致我肤浅地认为，医生的工作太平凡、机械了，缺少创造性。事实上，要求高中生对需要倾注一生心血，奉献无疆大爱的职业作出选择是不现实的。比如，美国的医学生是在本科毕业生中招生，原因就在于大学毕业的青年三观才相对成熟。

随后，我向父母表达了想再考一年的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因为报志愿的时候，父亲就动员我报医学院，他觉得当个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一个高尚而神圣的职业，并且永远不会失业。

也许，这就是命运，就像中了父亲的“魔咒”一样，最终我被医学院校录取了，算是圆了父亲的梦！

入学两年后，偶然听学校参加招生的老师说起当年招生的情景：当时，只要过了分数线的考生档案全部整齐地摊在一个大会议室的桌子上，各个高校的招生老师早早就在外面等着。等到会议室门一开，那些高校招生老师都蜂拥到会议室“抢”档案，根本容不得按高考志愿去挑选。而我，就可能是被徐州医学院的招生老师“抢”到手的。现在，我真感谢当年母校的招生老师，他是位体育老师，跑得快，将我抢收到最适合我的医学殿堂。

还记得1978年春天，最后一次回燕尾镇中学办理离职手续，是父亲陪着我一起去的，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一起为我举办了一场庆祝和欢送晚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大酒，一场18岁的成年礼甚至都让我忘记是怎么回到家的。等到第二天醒来，父亲还开玩笑地说，没想到他儿子的酒量那么大。

大二才真正 “爱”上医学

1978年3月5日，是我大学报到的日子。父母提前准备好了行李，母亲为我做了一件当年非常流行的外套——可以拆洗的棉夹克。

恰好，我们县城还有另外一个学生也考上了徐州医学院，所以我俩正好同行。到了徐州医学院后，我有点小小失落，感觉校园就像个中学，一共有一栋教学楼、一栋办公楼、两栋宿舍楼、一个大饭堂，宿舍都是6人间的上下铺。然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时的徐州医学院真的是藏龙卧虎的学府。

渐渐地，等同学们熟悉后，我才知道，很多同学和我一样，并没有选择医学，在全社会崇尚科学的氛围下，更多人还是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但在当年，国家将医学和师范列为优先招生的专业。

记得有位同学酷爱数学，最后自学数学，在校考上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有的同学喜欢化学，最后毕业直接被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录取了。

我当时也非常喜欢数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大学一年级到大学二年级的上学期，我都利用课余时间偷偷地去徐州师范大学旁听数学系的课程，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等课程。

而让我真正对医学感兴趣的是大二的下学期，因为那时候学到了《生物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涉及人体机能学的课程，正是这些课程，让我领略了生命的奥妙和人体的精美，从此激发了探索人体的兴趣和激情。

我在大学遇到了一批学识渊博、热爱教学、授课水平一流的老师，接受了医学的启蒙教育。

记得当时《解剖学》的张凤真老师，他讲脊髓解剖的时候，双臂和双手在黑板上同时飞舞，一气呵成，瞬间就画出了一个脊髓的断面解剖图，这真是令人叫绝的教学艺术。他生动的课堂教学增加了我对解剖学的兴趣，也领略了人体解剖构筑之精妙。

赵昇浩老师将分子生物学DNA双螺旋结构这一很难理解的问题讲得极为生动有趣，还编成口诀，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讲《外科学》总论的曾因明老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麻醉系。他善于用数理逻辑和数学公式，用凝练的语言将令人费解的病理过程简约、明确地表达出来，直到现在，我都按照他教的办法来处理酸碱失衡、电解质紊乱等相关临床问题。也是因为他，才让我对外科学和危重症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任孝衡老师是教《生物化学》的老师，他就像一位慈父一样，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对我们这帮孩子们循循善诱，既教给了我们医学知识，也同时渗透着做人的道理。

在学习上的勤奋，我得到老师们的欣赏，应生理教研室主任刘凝慧教授的邀请，我用大三暑假的大部分时间参加了她主持的微循环障碍课题研究。这些知识为我日后在临床上认识和处理危重症打下了一个较为扎实的知识功底。

其实，要感谢的老师还有很多很多，正是他们满腔热忱的付出，才让我们这帮如饥似渴的学子如沐春风，如逢甘露。

每堂课，我都非常用心，喜欢思考问题，课后去图书馆是我的“必修课”。很多知识点，也许老师只是在课堂上提了一句，但如果想真正地弄明白，必须要去翻阅文献。我当时还节衣缩食省下钱来订阅了一本名为《生理学进展》的综述性杂志，主要了解一些 的前沿理论和技术，这本杂志仿佛为我打开了又一扇深度窥视生命奥妙、人体美妙的窗口，每一期的文章都让我如痴如醉。

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对生理生化和病理学中涉及的细胞学理论特别着迷，为了搞清楚受体如何将细胞外的信号传递到细胞内，并调控细胞代谢和功能的机制，我去图书馆查阅了好多资料，分析、凝练膜受体和核受体的信号传导道路和相关分子家族。课后还与老师积极讨教，最后没想到竟然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小综述，让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这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其实，我的大学专业课考试成绩并不是特别冒尖，但我的自主性比较强，对教科书和老师课堂教学内容理解掌握后，还根据自己的兴趣分配很多时间用来阅读文献和专著。也正是那个时候，这种对知识的渴求，让我踏实地掌握了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创新思维的方法。

在学习上，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将各门基础和临床课程中的相关知识纵向串联起来，比如学到肝脏外科时，我就将有关肝脏的解剖学、生化学、病理学、肝病内科学都复习一遍，并通过这些知识的融会贯通来认识肝脏病的发病机制，临床病理特征、治疗原理和临床决策等。

也正是对科学知识的强烈渴望，让我萌生了考研究生的想法。后来，我们那一届，包括我在内共有四位同学在校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所以，我也非常幸运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取研究生的医学本科生。

坦白地说，那时候上大学，我们的心都很静，读书很专注，丝毫不被外界所干扰。记得那时候我们教室距离居民区很近，校园外工地上隆隆的机器轰鸣声，也并不影响我们全班同学的自习课。

除了专心学习，那时候我们也有不少课外娱乐活动，比如去看看电影，学习交谊舞、圆舞曲，参加歌咏比赛、大合唱、校运动会等。

感受医学的魅力与神圣

可以说，高考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梯，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我很幸运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亲身感受到了国家和社会对人才、对教育的重视与期盼。

虽然当时误打误撞地进入医学院，但随着学习深入，我逐渐发现医学的魅力与神圣，学医也成就了我人生的三个梦想。系统的医学教育和培训使我成为一名医生，解决病人的疾苦，服务社会，造福民众；同时也让我成长为一名教师，给本科生、研究生带教，传道授业；还使我成为一名医学科学家，探索人体与疾病未知的秘密；革新医学的理论和实践。

有一句话叫“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从医35年之后，我越来越体悟到这句话的真谛：医生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不仅需要你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高尚的职业操守，还需要你掌握科学人文、心理、社会等多方面的知识。

曾经有人说，上帝保留创造生命的权利，但是却把照顾和维护生命的责任委派给了医生。或许，医生就是上帝派下来的天使，照顾生命，呵护健康。

一个身患重疾的患者，经过我们医生的努力，从濒临死亡的状态，恢复了健康，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是一种幸运，对我们医生也是莫大的幸福。

如今，我虽然有各种学术和行政职务，也会各种事务缠身，但我仍然坚持工作在一线临床，每周看两个半天门诊，做两天手术，因为我没有忘记进入医学院曾经许下的诺言，救死扶伤是我的第一职责所在。

“科学的春天”吹绿了整个中国大地，带来了百花齐放，也让我有机会搭乘着高考这趟时代的列车驶向了“人生的春天”。

（本报记者张思玮采访整理）

中学毕业合影，后排左五为董家鸿。

▲董家鸿（右）与老师黄志强院士（已故）探讨手术方案

▲青年时期的董家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