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岳良

吴岳良

1978年参加高考，同年进入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82年获南京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7年获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理学博士学位。1987～1993年在德国多特蒙德和美茵茨大学从事基本粒子物理与量子场论研究，1993年至1996年在美国卡耐基—梅隆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继续从事基本粒子物理与量子场论研究。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主要从事基本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以及宇宙学的研究，研究成果对揭示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和物质的基本结构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200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小时候，我没有想过要当一个物理学家，实际上那个时候都没有高考，更不知道我会有机会能够上大学。

幸运的是，我上高中时，国家恢复了高考；更幸运的是，在我人生的各个阶段，我遇到了几位重要的大师——他们在教学时不仅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也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让我受益一生。

来自家庭的熏陶

1962年大年三十晚上，我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市太平村。由于日子特殊，后来家里人经常开玩笑说我的生日是最不会被忽略的。

由于我父亲年轻时一直在地质队工作，走南闯北见识广，会机械修理，后因响应国家“大下放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号召，放弃了在地质队的工作，回到农村为家乡服务。我们小时候，他经常会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操作一些机器，甚至鼓捣一些小发明。记得当年太平村买来一台旧拖拉机，我父亲硬是靠自己的摸索修好了那台旧拖拉机，开始为村里跑东跑西地拉东西。

当年，我在太华桥涯中学（初中）读书的时候，学校还经常邀请我的父亲到课堂上，结合生产实践给学生讲授柴油机和电动机工作原理等物理知识，这也潜移默化地指引着我走上物理学的研究道路。

我的童年和山里的孩子一样，转铁环、打水枪、掏鸟窝、蹦白果、弹山丘子……山里娃玩过的，我都玩过，只是更爱动小脑筋。我对小的电子机械物品特别感兴趣，虽然当年这些产品还是很少的，但因父亲的工作我经常可以触摸到，并对它们的原理特别好奇。我还经常把家里唯一的闹钟（当时是很贵重的物品）拆了装，装了拆。看到村上有修锁、修电筒的人经过，我也会跟在后面看，看完回家自己修。

在农村，最辛苦的是假期必须要上山砍柴，我当时就想着有没有办法可以不烧柴，后来我就用一个空的农药桶灌进煤汽油，再用管子通出来，然后给它打气，最后再去点火，成功地制成了一个简易煤气罐。但最大的缺陷是不太好控制火力，可能会引发爆炸。还有一次，我在山上抓到了一条蛇，剥下蛇皮，找来竹筒，开始别人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等我做好了，大家才发现居然是一把二胡。还有，当时村里的人不会使用抽水机，要打水灌溉田地了，就纷纷来我家求助，因为只有父亲和我会摆弄抽水机。

小时候，我还特别喜欢问“为什么”，有些问题稀奇古怪，让大人惊异不已。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问母亲：“时间是谁确定的？年初一有没有人会记错呢？”母亲告诉我：“真给你问对了，听姥姥说，在我小的时候，还真有记错的一次。因为山区与外界隔绝，有一年与太华交界的浙江人家翻山过来到张渚买菜，准备明天过年，却发现我们这边的人已经在放鞭炮过年了。”

后来，我进入初中还问过物理老师：“时间的起源在哪里？时间有没有尽头？”或许是童年对时间的那份最朴素的好奇和思考，成了我日后探索宇宙天体演变的起点。

虽然我的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文化水平并不高，但父亲当过会计、文书、机械修理工，等等，全是靠自学，他给我们灌输最多的就是知识非常重要，一定要好好学习。我的父亲当时把村里那些对历史知识、文学军事、三国演义等了解比较多的老人请到家里来，讲故事给我们听，增加我们的历史文化知识。

母亲对我们生活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晚上她经常一边做针线活，一边陪着我们读书写作业，直到上床睡觉。为了让我们多睡点觉，母亲每天很早起床做好早饭。当时村里人都很不理解，认为读书相对繁重的体力劳动要舒服得多。我的母亲却说：“读书人吃的苦你们不懂。”她对陪孩子夜读的解释是：“自己读的书少，陪着孩子，希望他们多读书。读书可以增长知识，知识可以改变生活。”

差点丧命的童年游戏

1970年初夏的一个午后，8岁的我和6岁的弟弟吴岳军在太平村后山一个名叫徐岕坝的地方玩耍。我突然想到了去年夏天，堂兄曾在坝埂上掏到过一只非常漂亮的翠鸟，于是带着弟弟就去找那个洞。坝埂上的洞还在，因为洞口小，我的手伸不进去，但弟弟手小，他伸进去后就被啄了一口。我便认定洞里肯定有鸟，使出吃奶的力气把手伸进了洞里，结果也被狠狠地啄了一口，痛得赶紧把手抽了回来，不敢再捉鸟了。

这时，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嚎啕大哭起来。正在山地里锄草的两个大哥哥听到后，立刻冲了过来，一看现场情况，判断我们兄弟俩可能是被蛇咬了，让我俩用左手捏住右手的手指，赶紧往家跑。两个哥哥按当地“蛇死”才有“人活”的说法，把洞挖开，里面果真有一条蛇，他们当即打死了蛇。这是一条怀有身孕的毒蛇——黑眉蝮蛇，俗称“土灰蛇”，其毒性足以置人于死地，被咬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

这时，就像小说里经常描写的那样，天空中乌云密布，我俩边哭边往家跑，到家时，狂风暴雨骤然而至。而此时，我俩的右手臂已经肿得不成样子了，毒素不断地从手指往臂膀渗透。情急之下，母亲用布把我俩手臂紧紧地包扎起来。整个太平村被惊动了，许多人想尽各种办法，参与到我们兄弟两条生命的抢救之中。

小姑父申俊松在太华镇的杨店街上得知此事，想办法取到了南通季德胜牌的蛇药。他后来回忆道，就在十万火急的送药路上，山洪暴发，堵住了从杨店到太平村的山涧路，于是他绕道从桥涯村赶往太平村。可是走到山涧途中，一下子被洪水冲倒。生死攸关之际，在洪水中拼命挣扎的小姑父抓到了一根树枝才保住了性命，也终于把救命的蛇药从十多里外的地方带回到太平村。

一个多月后，我们兄弟俩的性命奇迹般的保住了。

2008年春节，多年未遇的大雪将大地掩盖得严严实实。10多年没有回家过年的我和弟弟在当年被蛇咬的坝埂上扒开一个洞，模仿着30多年前那个差点丧命的童年游戏，把手伸进洞里……回忆那孩童般的天真快乐，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后来，村里人说，我们兄弟俩能考上大学，那是被蛇咬出来的聪明，而这似乎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最好解释。

古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除了被蛇咬的劫难之外，风湿性关节炎曾经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从小学到高中的9年求学生涯，其中有3个学期被迫休学。幸运的是，我并没有因此而留过一级，因为在家养病期间我仍然坚持学习。

与其说是被蛇咬出来聪明，不如说是我们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和我们勤奋学习的结果，其中更多的是来自对学习的执着甚至是痴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直接决定了我未来的命运。

走出农村的出路

读中学那会，我每天需要来回走路近10公里，因为整个山村就一所高中学校，当时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偶尔能偷偷爬上顺道的拖拉机少走点路。晚上村里经常停电，我就在油灯下看书到10点多，幸运的是居然没有近视。当年的生活比较艰苦，偶尔能吃上鸡蛋就是改善生活了。

虽然物质比较清贫，但我的中学老师大多上过大学，他们把知识传递给我们，也让我意识到高考是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1978年7月20日至22日，我参加了改变命运的高考。在这之前，感谢高中老师组织我们复习，感谢老三届的舅舅给我课本，感谢当中学老师的小姑父从南京给我买书，他们都是我高考的辅导老师。今年正好是高考40周年，我特地回母校看望了当年的老师们，尤其是见到了两位已95岁高龄的老校长，很是感动。同时，我还为母校的学子们上了一堂物理启蒙课。

记得我高考的那几天，天气非常热，我的语文老师给了我一条毛巾。政治考题我是一口气做完的，考场监考老师看我写完后立即给我擦汗。

印象最深的是物理考试，考后对答案时我有一道题的答案跟所有人都不一样，那是一道20分的大题，涉及力学和电学知识，最后应该是我的答案正确，因为我的物理考了96分（满分100分）。

最终，16岁的我以全县最好的物理成绩考取了南京大学。

进入大学后，我和身边的同学都是在利用所有时间学习，好几次父亲来看我，都是在图书馆里找到我的。我的同学有很多是老三届，感觉大家都在拼时间、抢时间地学习，校园各处都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也让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时间就是生命。

南京大学是当年第一所实行学分制的大学，现在想来我在大学修的学分已经可以提前毕业。当时满脑子都是学习，早上5点起床，一直学到晚上10点宿舍关门。

很幸运，在大学我同样遇到了好老师。学校最好的老师都在给我们大学生上普通课，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直接请教老师。记得我选修了粒子物理和广义相对论这两门课程，是和77级学长一起上的，最后我考了全班第一。

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年纪比较小，还不知道要考研，到了大学最后一年才开始了解考研，想到父亲曾经的教导：“要学就学最尖端的。”所以我就想选一个能够代表中国科技界最高水平的，于是决定学理论物理。记得有位大学老师曾经说过，在中国年轻的科学家里，尤其是理论物理方面，最优秀的就是周光召先生……周光召先生当时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因此我就报考了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没想到”的人生转折点

在我的每一个人生转折点上，都可以用“没想到”来形容——初中毕业最大的愿望是能参军当兵，没想到可以上高中；上高中后，没想到恢复了高考，农村的孩子也可以考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没想到可以去很向往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这里有彭桓武、周光召、戴元本、何祚庥、郝柏林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他们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是中国早期的学部委员；进入理论物理所之后，我的成长得益于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不论做事还是做人。

记得当年我参加中科院理论物理所面试时，周光召先生没有问很多专业上的问题，而是说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要有几个准备：第一，要对理论物理有强烈的兴趣；第二，要有科学献身精神；第三，要不怕吃苦，并举例说，国际上理论物理研究做出漂亮工作的一些科学家，几乎没有周末。当时，我就希望自己也能做到。

1982年，我有幸成为了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从此有机会经常听彭桓武先生介绍他的研究方法，以及他当年在国外如何与物理学大师玻恩、薛定谔等研究讨论的情景，有时还请他谈有关原子弹氢弹研制中的攻关过程。在跟周光召先生学习时，常常听他谈起彭桓武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爱国奉献精神，令我十分敬佩。

1987年，我取得中科院理学博士学位后，由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举荐到德国多特蒙德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之后又在德、美两国继续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前后10年，研究方向为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在国外期间，我一直保持着与国内的联系。导师周光召每次到德国都会与我联络，询问我的近况，在我转到美国继续研究后也是如此。

我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身边形成了一股很多理论物理学家转行去华尔街工作的潮流。周光召先生希望我能够在学业有成之后归来报效祖国。1996年12月，我决定回到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因为，彭桓武先生说过，回国不需要找原因，不回国才需要找原因。

总而言之，科学无平坦之路，只有坚持到底，才能看到希望，也希望现在科研一线的年轻人拥有一颗坚持的心。（本报记者沈春蕾采访整理）

▲吴岳良（后排右三）所在班级与吴健雄夫妇合影。吴健雄左边是她在南大的老师施士元先生，施士元是居里夫人的学生。

▲1984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周光召先生辅导学生的照片（左一为吴岳良）

▲年轻时的吴岳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