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基刚

最近，新东方校长俞敏洪在一个大会上关于“衡量标准和教育方向”的论述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作为语言教育工作者，笔者所关心的是他的语言逻辑推理不严密，甚至有点混乱。

比如他的这段推理：“如果中国所有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会背唐诗宋词，那全中国的所有的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于女性，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首先，“如果中国所有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会背唐诗宋词”和“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这是一个假设。作为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主观假设怎么能够得出“那全中国的所有的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和“那所有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样的结论？

其次，作为一个虚假的、没有得到证实的假设，又怎么能够得出“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这一结论呢？又怎么以此为依据继续推理出“中国女性的堕落”？

第三，“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于女性”，这个结论的依据何在？国家好不好是哪个方面，是精神文明、人文素养还是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笼统地说“国家好不好”，责任“在女性”，让女性承担一个国家好坏的责任，推理多少有点荒谬。更令人吃惊的是，俞敏洪把这种推理方法发挥到极致：“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这个结论的预设是“中国女性是堕落的”和“中国整个国家是堕落的”。什么是预设？预设即客观存在的事实！

俞敏洪这种推理，实际上是我们高校开设的“批判性思辨课程”中分析的典型案例，也是我们不少人语言交流中的常见病。

“批判性思辨”是对人类一般思维的审视，即审视人们在进行推理、形成意见、做出决定和得出结论时是否符合逻辑，它致力严谨的科学推理和质疑求真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和科研创新的基础，也是公民最基本的科学素养。在西方社会，这门课程往往是高校的通识教育中的必修课程。批判性思辨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审视假设与论点的关系、事实与观点的区别、方法与结论的对应，等等。

批判性思辨认为，科学的论证是基于前提与结论的相配。如按照三段式逻辑推理（结论：苏格拉底会死；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大前提：人总是会死的），说“如果中国所有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会背唐诗宋词，那全中国的所有的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前提是中国所有男人都会听女人的。这个前提存在吗？如果不存在，怎么会有“如果……那”的结论呢？

所以批判性思辨能力就是去发现观点或结论背后隐藏的假设或预设。如一个女士告丈夫家庭暴力，法官在法庭上对她丈夫说：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即可，我的问题是“你已停止对你妻子施暴了吗？”这个丈夫听后很难回答了。因为这个问题预设这个事实：你打了你妻子。不管回答“是”或“不是”，都不能否认“你施暴了”这个事实。事实和假设或观点完全两回事。

同样，前不久，笔者盲审一篇硕士论文，学生的假设：凡是音乐好的，英语的听说能力都很强。他通过问卷调查（如是否学过音乐；英语四、六、八级考试或雅思托福考试成绩）和半年的跟踪实验（英语能力前测，然后通过半年音乐学习，英语能力后测）证明了这一点。但他的证据只能证明音乐好和英语听说好有一定关联，但并不表明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也不能证明某人的英语好是因为他的音乐好。很清楚，某人英语好，还有很多变量和因素，如天赋、环境、学习时间和学习方法等等。

方法运用是否合适很重要，方法不同结论就会相异。如最近看了一篇关于“城镇化对某一城市女士母乳喂养方式的影响”论文。尽管作者用问卷和访谈，调查了大量从农村到大城市来工作的女士，也注意到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家人影响诸多因素，但却没有把宗教（佛教或基督教）、民族（汉族或苗族）、身体健康、初胎或已有子女数量等变量考虑进去。这些变量不放进去，结论会正确吗？

媒体和学术界在转基因问题上有争议。问题是农业或生物界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否对健康有害，这个结论并不能采用到街上和超市通过采访方式（如家里吃不吃转基因食品？超市进不进转基因食品）来得到证实，即使100%的被采访人的回答是否定的，也不能证明转基因食品是有害健康的。这就是不同学术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从北大毕业生、语言学校的校长讲出关于中国女性的话，说明批判性思辨能力的培养在中国的各个教育段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的教育多少年来强调人文教育，忽视科学素养教育，忽视批判性思辨教育，已经影响到我们公民的科学素养和科研创新能力。现在应该到了重视的时候了。培养公民批判性思辨能力，科学素养教育任重道远！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