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鸿儒

讲述人：俞鸿儒（气体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在国内首先开展激波管研究，建成高性能激波风洞和配套的瞬态测量系统）

被讲述人：郭永怀（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中国力学科学的奠基人和空气动力研究的开拓者，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46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同济大学数学系学习。1949年全国解放，国家需要建设，我感到工程对建设更能直接发挥作用，便再次参加高考，考入大连大学机械制造系。1953年毕业后留校。

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如何“向科学进军”？自己能做什么？我都不清楚，就想到中国科学院看看。那时钱学森先生刚回国，我便报考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招考时郭永怀先生尚未回国，钱学森和钱伟长两位所长挂名为他招了五名研究生，报到时才知道我的导师是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先生引导我做实验”

郭永怀先生对我的成长影响深远。

由于国内会做实验的人很少，而理论实验两者都不可或缺，因此郭先生当时着重培养实验人才，他安排他的首批五名研究生中的四人做实验研究，我是其中之一。

但郭先生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对实验并不熟悉，如何培养学生从事实验研究呢？严济慈先生有个观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要经过训练，要有导师指导。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其次是培养克服困难、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郭先生与严先生的观点相似。

郭先生给我指定方向——发展激波管技术，研制激波风洞。他说，激波风洞将会非常有用，但国家经济和工业尚不发达，缺经费，缺先进技术。你只能用很少经费，在不可能获得所需的先进技术（装备和仪器）的条件下开展研究工作。

对于当时的中国，跟踪模仿是一种速见成效的途径。然而郭先生的要求，断了我走模仿别人的路子，他也不允许我走这条路，目的是为了培养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能力，将来能够开展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

郭先生预计我们开展这项工作将非常艰难，为此尽力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我们的工作短期难见成效，他千方百计让我们小组能长期生存下去，使我们能安心工作。

有了郭先生的支持，即使实验“炸了房子”，我们也免遭批评。氢氧燃烧驱动是一种强有力的激波管驱动方法，很便宜且不依赖高技术装备。但由于很危险以及性能难以满足要求，国外已经不采用这种方法。郭先生同意我们研究改进这种方法，只提了一个要求：防止人身伤亡事故。后来实验中发生了几次事故，但每次事故后均未遭受谴责，反而是安慰与鼓励。因为郭先生早就向所长和党委预先作了说明。1968年郭先生将我们调入气动中心，使我们有机会直接了解型号研制过程出现的困难，协助他们推动高技术的发展。

由于郭先生对实验不熟悉，他实事求是地只关注是否遵守他指定的方向进行，而具体如何做则放手让我们自己决定，只要我们不断地出结果，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他都满意。郭先生还不要求我们定期向他汇报工作进展，而是不定期来实验室看我们。他工作非常繁忙，这样做既能缓解他时间安排的困难，又能了解我们是否全身心投入工作。

封建社会流传下一种观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时有人认为做实验的人是体力劳动者，被人看不起。如果不是郭先生让我做实验，我很难安心一辈子做下去，这件事使我受益匪浅。实际上工作类别无高低，做得好坏才是实质。

做别人没有做过的研究

恩格斯说：“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具体说就是要研究教科书中没有的或是其中可否定的东西，研究别人没有做过或者尚未做成功的东西。

但是模仿能够快出结果，做别人没有做过的研究则很难；模仿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同，创造性愈强的研究愈容易受到怀疑和反对。郭先生要求我们少用经费，降低对技术装备的要求做实验。起初我认为是适应当时环境的权宜之计，逐渐的，我认识到这种能力是研究人员的基本素养，而若缺乏这种能力，要想获得创造性成就几率不高。

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通常不会那么顺利。刚开始作研究时，因为经费少，又缺技术、仪器设备的支持，我对完成任务信心不足，后来工作中逐渐显现一些实质性结果，信心逐渐增强。譬如：氢氧燃烧驱动技术的危险性能够控制了，改进后的性能具有实用价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还改造成一台数字式延时器，当时除了数字式计时器，还未听说有其他数字式仪器。这些结果的出现，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悦，埋头苦干也变得不那么枯燥乏味了。

现在看来，当时许多省钱的“土办法”实质上并不“土”。改革开放后，我有机会与国外同行交流，受到他们尊重的正是这些“土办法”得到的结果，模仿他们即便做得好也不容易引起他们的关注，这使我更加愿意做别人没做过或未做成的项目。

为后辈人才做“铺路石”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当初，郭永怀先生回国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内的科学事业打基础。

郭永怀先生当年回来跟我们谈话时强调，“你们好好干，你们以后的人也许会出重大成果，咱们给他们做铺路石”。

新中国成立已近70年，更应该以自己培养为主。碰到人才缺乏时，首先想到买或抢人才的习惯也该改一改了，大家应努力为自己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高级人才创造条件。

现在国内条件好了，作研究不要太着急自己的事，要多为后人着想。

（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