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敏

顾敏

1960年出生于上海，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物理系学习，后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是首位澳大利亚华裔科学院院士，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微纳米光子学、光电子学成像等领域的研究。是三维光学显微成像理论的国际权威，是世界上首次利用双光束超分辨原理突破聚合物中的光学衍射极限、获得9纳米特征尺寸世界纪录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在现代光学显微成像、纳米激光信息、纳米制造领域具有重要推动意义。

1977年，17岁的我已经从高中毕业，在上海远郊一个公社里当一名“菜农”。谁能想到，1977年底，突然而至的高考一下改变了我的命运，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

进入大学之后，我的同学们不管是年龄还是背景都差异很大，但不管是谁，当时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读书。有人说，77级、78级是“绵羊”，在学校里不争不抢，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把时间抢回来。

当时的学习氛围有多好？老师晚上还陪我们一起看书，成绩好的同学主动帮助落后的同学，没有人独善其身，也没有人歧视成绩差的同学。这些恢复高考初期的闪光点，我们不能忘记，要把它保护好，发扬光大。

父亲的教诲

我出生在上海市郊一个教师家庭，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加上我有两位舅舅是大学生，所以家庭氛围非常重视教育，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就是“惟有读书高”。

可惜我上小学是1966年，正赶上“文革”中武斗盛行的时期。我记得刚进小学时教室还是完整的，也能正常上课，到二年级时教室的屋顶就被打掉了，我们就停课了一年，三年级才复课。

当时小学生的课程也包括学工学农学军，经常下乡帮助农民种水稻等农作物，其实就是帮农民做些小活儿，忆苦思甜，对我们来说是很开心的事。但是正规的课程上得不多，加上停课、劳动、文艺活动等，基本上只有两年半在正规上课。

当时的学制也很古怪，小学5年半即毕业，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总共九年半就毕业了，所以我17岁参加高考时已经下乡了一段时间。

我进中学是1972年，还在“文革”期间，绝大部分学生都不想上课，当时的风气是谁学习谁会被笑话。男生基本一上课就离开教室，不出去的都是女生，我当时压力非常大。

从小在父亲“惟有读书高”的教育下，我非常想好好上课。加上我的两位舅舅一位在大学里教书，一位留学苏联，回家探亲时跟我们提起外面的世界，让我非常向往，也给我树立了榜样。

因此，中学时期的我可能是为数不多想静下心来学习的人，也是为数不多还写作业的人，这也是父亲对我的要求。当时我数学非常好，后来学到物理、化学、生物这些课程，我愈发觉得有趣，学起来也得心应手。当时这些课程叫“工业基础”“农业基础”，课本里也都是在农田、工厂里应用的例子，因为不能出现外国人的名字，所以许多理化知识我只知道原理，没见过公式，连牛顿定律和元素周期表都不知道。

从1972年到1976年这四年，我们国家经历很多大事，我的学校经常停课，中学四年实际也没学到太多东西。

短暂的“下乡”生涯

1976年毕业之后，我报名“下乡”，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结果宣誓大会的第二天我突发急性阑尾炎，别人敲锣打鼓戴着大红花“下乡”了，我在医院开刀。两个星期之后我才正式“下乡”。当时母亲担心我的身体状况，想让我晚点去，我自己坚持要去。

我的师傅是大队里种蔬菜的好手，他手把手教了我很多农业知识，生活上也非常照顾我，因为我刚做过手术，师傅不让我干重活，我还是坚持下田，结果赶上黄梅季节的抢收抢种，确实极为辛苦。

后来我又出了状况。农村的饮用水就是消毒的河水，平时洗菜、洗衣都在河里，养猪场也从河里用水，消毒主要靠漂白粉，每两三天就要换水，否则细菌繁殖严重。我由于没有及时换水，落下了胃病。

1977年10月1日前后，我回家看病，正好碰到我一位舅舅回家探亲，他告诉我要恢复高考了，让我赶快准备。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天大的好消息。

很快，正式通知下来了，我插队的公社进行了统考，结果300多人中我考了第三名，获得了报考资格，正式回家备考。

人生的转折点

从舅舅告诉我恢复高考的消息，到正式考试，我前后复习了两个多月，虽然是完全应试的复习准备，但意义非凡，帮助我最终进入了知识的天堂。

在备考过程中，父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动用了所有关系帮我寻找补课的机会。“文革”当中有一批优秀的老师受到冲击，没有出来上课，父亲就去求人家给我上课，只要听到哪个老师在办辅导班，他一定想办法把我塞进去补课。当时没有复印，习题不方便传播，父亲帮我手抄了许多习题。

如今回想起来，我特别感谢父亲从小给我树立了“惟有读书高”的目标和准则，这是我们家不可动摇的治家方针，也使我受益终生。

由于基础很差，大家复习的时候都很拼命，每天学习到很晚。当时是十一月份，上海的天气已经比较冷了，元素周期表我是利用晚上洗脚的时间背下来的。物理、化学老师都教了很多口诀帮我们临时抱佛脚，但是英语就不太容易突击，所以我英语考得不好。

当时我对自己并不是很有自信，因为跟我一起参加高考的还有我的辅导老师，他一边帮我辅导一边自己准备高考。我最好的一门课是数学，对我有强心剂作用的也是一名数学辅导老师，他告诉我父亲，这批人里最有希望的就是我。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高考考了四门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语文考试的作文我印象很深，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我写了下乡时师傅教我如何种菜、种粮的事情。数学应该是我考得最好的一门，附加题是一道微积分，虽然当时中学没学过微积分，但我也没问题，用了几个知道的公式解出来了。

快过年的时候，我从公社领了最后一次口粮回家休息。有一天上午大概十点钟，父亲突然回来了，他从来没在这个时间回过家，手上拿了一个黄色的信封，脸上的神采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好像有很多话想跟我说，又激动得说不出来。原来那就是我的录取通知书，并且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突然变成了大学生，还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除了激动，我更认识到这将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未来有无限可能。

知识的天堂

不生活在那个时代感受不到“文革”对国家的破坏，一切物资都很贫乏，也见识不到外面的世界，对大千世界的一切现象都停留在收音机能收听到的内容。“文革”期间，上海引进日本技术在金山建了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这是一座现代化工厂，我和家人特地去看过，我还写了一篇作文《记参观上海石化总厂》，当时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认识就停留在那个层次。

所以1978年2月进入大学之后，对知识的渴望真像是一块干瘪的海绵进入了知识的海洋。大学四年，我像海绵一样吸收所有的东西，生活很简单，唯一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

我的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上海交大应用物理系（筹）”，因为当时应用物理系才刚刚恢复筹建。刚入学时，学校进行了摸底测试，结果我们跟“老三届”的距离完全拉开。他们在“文革”前已经接受了完整正规的高中教育，比我们基础扎实得多，入学后很快成为各科的课代表。

不过我也没有放弃，二年级进入专业课的学习后，我越来越得心应手，成为了近代光学课的课代表，到了三四年级，我反过来可以辅导“老三届”的同学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这个专业就是我想学的东西，尤其是激光，我特别感兴趣，学习吸收得很快，没想到后来真成为我一生的科研方向。

当时我问题比较大的是英语，而且是班里英语最差的那部分学生之一，最害怕的是英语考试。除了笔试还有口试，老师拿一个巨大的葵花牌录音机，把我们的口语录下来，他来评价，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恶梦”。毕业时，英语老师还拿着一年级的录音逗我，我知道肯定很糟糕，没敢听。

好在当时的学习风气特别好，没人歧视我，也没人嘲笑我的上海郊县口音，尤其是这些“老三届”的同学，真正做到了“管帮带”，真心帮助我们，主动设计了很多课外的练习机会，最后全班不落下一个人，全部获得了提升。

幸运的“土博士”

现在看来，改革开放确实是一个颠覆性的政策，恢复高考更是明智之举，对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最根本的就是要从教育抓起。

我很幸运，一是年纪很小就赶上了恢复高考；二是上海交大的学风让我受益终生，也给我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当时的老师告诉我们，大学里学到的只是一把“猎枪”，最终是要去社会上“打猎”。在老师的支持鼓励下，我没有选择留校，而是报考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研究生。

我是中国培养出来的“土”博士，从恢复高考到第一届硕士生、第一届博士生，我都赶上了，现在也到了我回报祖国、为国家做点事情的时候了。

1988年我到澳大利亚访问时，解决了一个对方3位博士生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让对方跳起来跑到我面前跟我握手。那时候，只要说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出来的，人人都会尊重。

现在，我们仍然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总有人批评我国的教育体制、批判高考制度，如果说我们的教育是完全失败的，又怎么可能出现我们这批人？我们要客观地看待教育体制，差别不代表落后，中国教育体制中曾经出现的那些闪光点，现在如果能重拾起来，仍然威力巨大。

大学时期的顾敏

（本报记者陈欢欢、见习记者任芳言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