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珉琦

如果去到青藏高原、内蒙古的草原，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由铁丝制成的呈网格化的围栏，这是现代畜牧业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手段。在欧洲、北美等地，围栏同样是一种几乎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

可正是因为它的普遍性和通用性，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发现，人们反而不关心它的实际效应，仿佛这就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修建围栏真的是一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区、任何气候条件下都适用的畜牧业管理手段吗？

围栏对野生动物的负效应

近日，美国蒙大拿大学林业与保护学院的研究者Andrew F Jakes和他的合作者在《生物保护》Biological Conservation杂志发表文章，呼吁更多关注围栏对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在国际上，现有的围栏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划定土地持有或政治边界的边界围栏；牲畜围栏，用以控制家畜；隔离围栏，用以保护公共安全和个人及公共资源；专门为了保护濒危物种所设的围栏。

文章指出，从这些围栏设计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来看，前三种围栏主要产生的是负面效应，而即使是用来保护一些重点物种的围栏，也可能对其他物种产生负面影响。

原因是，这些围栏充当了一道道屏障，使栖息地碎片化，野生动物的活动受阻甚至是被孤立，减少遗传交流。

围栏还会影响野生动物的行为，它们疯狂地想要越过围栏，或是寻找出口，导致压力和能量消耗剧增，个体健康水平下降，还有的直接被铁丝网缠绕而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影响会累积起来，最终改变草原系统的生态完整性。

比如，普氏原羚是生活在青海湖区域的一种濒危的有蹄类，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蒋志刚团队在“草原围栏对普氏原羚行为和栖息地面积的影响”研究中明确表示，草原围栏直接导致了普氏原羚栖息地面积缩小，昼间活动距离减小，围栏高度对普氏原羚的行为反应有明显影响，且增加了普氏原羚的死亡率。

不仅如此，Andrew F Jakes等人还提到，为特殊保护目的建造的围栏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在非洲的博茨瓦纳，为了控制家畜与野生有蹄类动物之间的疾病传播建起的围栏，导致了迁徙的有蹄类动物数量急剧下降；在大洋洲，为了保护家畜和牧场而建立的野狗防护栏，改变了当地特有的掠食者和引入物种的关系，对植被和生态系统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他们看来，如今，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道路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会对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而这方面的研究和生态保护工程都在积极地进行。

“围栏在空间上是广阔的，在许多农村地区，围栏的影响面远远超过道路的直线范围。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被严重忽视了。”

“围栏效应”的争论

围栏问题之所以不被看见，是因为它显现出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生态破坏方面，而当初它的出现可是具有重要的经济学意义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曾贤刚在他的论文《“围栏效应”：产权分割与草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中作过详细解释。

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公地悲剧”理论，它说的是在产权不明晰时，个人使用公共资源付出的成本就会小于社会为其付出的总成本，从而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而科斯定理认为，只有通过有效的产权界定，经济系统才能最终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就是各国都注重对草原牧区产权界定的重要原因。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畜牧业发达的国家相继建立起了网围栏，我国也开始借鉴改革草原牧区管理制度。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实行了草场承包经营责任制，原本属于一个整体的草原划分为一块块的“私人领地”。

不仅如此，长久以来，过牧超载一直被认为是我国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除了可以明晰产权，修建围栏还能控制过度放牧，降低牲畜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危害，帮助牧场的重建，并改善畜牧业生产。在一些退化沙地草地生态恢复试验研究中，这一作用也得到验证。

围栏的积极效应和负面效应因此陷入了长久的争论。

可但凡涉及生态学问题，就不能忽略累积效应。《内蒙古林业调查设计》最新发表的“退化草地恢复研究进展”中就指出，围栏封育的积极效应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的。

研究发现，围栏封育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对植物群落特征产生积极影响，使得其高度、盖度、生物量、生物多样性等指标增大，并在5~10年内达到最大值，但随着围栏封育年限的增加，以上指标又会出现下降趋势。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内蒙古楚日雅牧区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达林太经过二十几年的生态学研究发现，草场的健康程度与牧民的放牧半径是息息相关的，在降水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放牧半径越长，草场健康程度越高。他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称，如果牲畜只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反复采食和践踏，牧草就很难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达林太调查发现，牧民定居用起围栏以后，牲畜每年行走的距离是游牧行走距离的1.6倍。而且，在样地实验中，围栏区域的骆驼蓬生长非常迅猛，这是草场极度退化的标志性物种。也正是由于居民点周围草地被人畜反复践踏，使得草原的退化以定居点为中心向外辐射。

围栏负效应何时进入主流话语体系

2015年，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文军和她的学生西南财经大学的贡布泽仁、云南大学的李艳波，在《牧场生态与管理》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中国牧场管理政策辩论”。

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造成草场持续退化的原因并不是政策执行上的问题，而是政策本身出现了偏差。

“然而，这些学术观点还没能进入主流的话语体系和决策体系。”达林太表示。

以围栏为例，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学问题。Andrew F Jakes等人认为，从围栏设计和效应，到对生物、生态系统和社会的影响，这些问题往往是相互交织的。但目前全世界关于围栏、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大尺度范围内的研究，都非常稀缺。因为这样的研究难度很大。

“围栏基本上没有地图标识，也没可查阅的证件记录，我们不知道它们在哪里，我们也没有有效的方法或工具来记录它们的设计、目的和条件。由于缺乏关于现有围栏基础设施的规模、类型、条件和密度的基本数据，评估围栏对景观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在他们看来，从研究者的角度，亟须填补“围栏生态学”的知识空白。

此外，达林太坦言，“基于土地承包制的大视域，短时间内还难以找到替代性策略”。

他强调，这一政策对明晰牧场使用权的界限，更公平地分配牧场资源，尤其是保护小户牧民的资源不受损失，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拆除、减少围栏的同时，如何应对可能产生的冲突，确保小户牧民对资源的维护能力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成熟的解决思路和办法。“我们需要积累更多的系统研究和实践经验，才能回答这个跨学科的问题，从而给决策一个出口。”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16/j.biocon.2018.09.026

DOI: 10.1016/j.rama.2015.0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