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即将揭晓，在此之前，我国科技领域的这个最高奖励已连续颁发17届，其中有27人获得该奖项中最有分量的最高科学技术奖。从第一届的获奖者吴文俊和袁隆平，到上一届的获奖者赵忠贤和屠呦呦，作为我国万千科技工作者中的杰出代表，这27人诠释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广度、中国科研精神的高度。他们的科学贡献有目共睹，他们在科研工作中体现出的精神和品格同样值得大书特书。
风骨坚劲
如果问你，这些科学大家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家国情怀、爱国报国的赤子之心以及为此的无私付出，可能是很多人的选择。
27位最高奖获奖者均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国家的贫弱、人民的疾苦，他们有切身体会。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师昌绪、叶笃正、徐光宪、吴良镛、谢家麟、郑哲敏、张存浩、程开甲……27位获奖者中的绝大多数早年都曾求学海外，本有机会留在国外并得到更好的物质回报和发展机会，但他们都选择了回国。正如师昌绪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在被列强欺凌的旧社会长大，留学后冲破一切阻碍回国，一干就是几十年无怨无悔，就是抱着一个强国的梦想。”
那些曲折动人的归国故事我们已听过很多，不必赘言。他们为国请命、百折不挠的风骨，一言一行皆可见。为我国核武器事业而隐姓埋名的于敏，在1984年冬天又一次来到西北高原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在这片曾多次踏入的苦寒之地，他想起诸葛亮的矢志不渝，六出祁山，于是高声朗诵《后出师表》：“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场面，怎能不令人动容。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从国外购进一台超级计算机，但由两位外国专家监督使用，干什么、不干什么都得经他们同意，这深深地刺痛了搞计算机研究的金怡濂。“我们深感自己没能为国分忧……下决心自己开发，要让我们的计算机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最终，他主持研制的“神威”计算机让中国在国际上扬了神威。
这些科学大家在做选择时很简单，只要国家需要，就不会有第二选择。从研究合成石油，到火箭推进剂及发动机，再到高能化学激光，张存浩一次又一次改行。有人不解，但他很坚定：“这是国家战略需要的前沿课题，不能讲价钱。”同样，徐光宪也曾四次改变科研方向，从量子化学到络合物化学、核燃料萃取、稀土分离，最后又回到量子化学。为何如此？他说，科学研究应该时刻关注国家的需要。正如他当年执意回国时所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他们为国争气，从不退缩。王忠诚经常对学生说：“拿起手术刀，在世界神经外科的状元榜上，不断刻上‘中国’这两个字！”屠呦呦为尽快研制出青蒿素以解决疟疾之忧，以身试药。王小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研制国产预警机，使中国预警机有了个外号——“争气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们正是如此实践，把国与民扛在肩头。叶笃正说，学成后最担心的就是报国无门。袁隆平说，与大地贴得更近，看天空才会更远。王选说，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很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王永志说，这辈子其实只想说一句话：能参与国家和民族几件大事是我的荣耀。
不失本色
作为科学家，27位获奖者从未失去本色，求真求实，让科学研究保持着那份质朴和神圣。
他们坚持真理，让科学保持纯粹。有一次，程开甲设计的核试验测试方法遭到一位副司令员反对，有人劝其屈服。程开甲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副司令员，我只看他讲不讲科学。”
他们心无旁骛，为科学甘愿坐冷板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物理学界在通过铜氧化物超导体探索高温超导机理的研究上遇到瓶颈，很多人转投其他领域，但赵忠贤坚持不放弃，相信超导还会有突破。多年坚守，他的科研人生迎来另一个高峰。
他们始终如一，对科学爱得深沉。吴良镛85岁时在南京某博物馆工地视察时突发脑梗，很多人以为其建筑生涯至此画上句号，但他在医院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康复治疗。“别人一天练4个小时，我就练8个小时，我告诉自己，必须尽早站起来，回到我热爱的建筑领域。”
他们热爱科学，所以绝不涂抹、玷污她。晚年的黄昆经常收到学术会议的邀请，都一一拒绝。他认为，学科发展这么快，去了以后说和不说都不好。不说，你架子大；说了，又怕说错话。郑哲敏一生坚持做科研要实在，晚年所获荣誉愈多却愈惶恐，他担心年纪大了，怕做不出更多实实在在的事，“像欠着什么，还不清了似的”。谢家麟的学术秘书看到其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做了大量工作，有时把谢家麟的名字放在作者之列，但谢家麟坚决要求划去，他讨厌学术界“搭便车”的陋习。
甘为人后
他们不服老，上下求索，闲不下来。刘东生被人称为“超级老头”，78岁亲临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进行实地考察，88岁高龄仍亲赴罗布泊考察。吴孟超90多岁仍站在手术台旁，只要不出差，每周都要上台做手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倒下，就让我倒在手术室里。”李振声80多岁仍到田间地头看小麦，组织实施“渤海粮仓”项目，向盐碱地要粮。闵恩泽80多岁时“还想再干点事”，要将最高科技奖的奖金用于“中国石化发展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的课题，也就是明天、后天需要开展研究的课题”。吴征镒是平足，野外考察时经常摔跤，但花甲之年两次进藏，爬上喜马拉雅山北坡，自嘲“摔跤还能发现新物种”。
“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应该既是充满自信的，又是高度谦逊的。”这是吴文俊的话，这是他和那些科学家们的写照，他们为国奉献时敢为人先，了却天下事后甘为人后，淡泊以明志。
谷超豪先后涉足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等领域，除了应国家之所需，还有一个原因是为后人开路。他的学生洪家兴院士说：“他带着大家探索、开路，而等找到了一条通往金矿之路后，他就把金矿让给跟随他的年轻人去继续挖掘，自己则带着另一批年轻人去寻找另一个金矿。”
王振义荣获被誉为世界肿瘤研究“诺贝尔奖”的凯特林癌症医学奖不久，辞去上海血研所所长的职务。他说，人生就像抛物线，人的体力、创造力达到某个高度后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下降趋势，要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干。“我最乐意看到的，是血研所能不断挑战新的高度。至于我个人，退下来后也不会闲着，我会当好顾问，当好士兵。”
给后人开路、让路，对前人更不能忘恩。刘东生获泰勒环境奖后，特意拜访其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王恒升。“那年父亲101岁了，脑子也不大清楚。刘先生还是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地把证书展开，捧给父亲看，鞠躬感谢业师的培育之恩。”王恒升的女儿王莹棣感慨，“如此人品风范，怎能不让人敬佩。”
他们是硕儒、是大家，却俯首甘为孺子牛。在“嫦娥一号”工程中，总指挥栾恩杰、总设计师孙家栋、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被称为“铁三角”。在这个团队里，孙家栋把所有的工程技术难题都揽在身，甘为人梯。他对欧阳自远说：“我是给你打工的，我的责任是把你的眼睛和手，延伸到月球。”
由于在各领域的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这些科学大家经常被人称作“某某之父”，比如孙家栋被称作我国“卫星之父”，于敏被称作我国“氢弹之父”，王小谟被称作“中国预警机之父”等。但他们本人从未以此自居，相反，对社会上给予的这种称呼感到不安。“我一看到这种报道，就想写信给作者，让他们改过来。”孙家栋说。
无论通向科学山峰还将经历多少艰辛，一代代中国科技工作者都不断努力攀登，追求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科学梦想和荣光。老一辈科学家那些令人景仰的精神与品格，也将继续传承下去，点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本报记者 陈海波）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