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可可西里申遗专家组组长，吕植教授在申遗工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无可替代的作用。”

7月7日，可可西里申报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审议通过，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7年9月初，一封来自青海的感谢信递到北大校长办公楼的案头，信中，青海省委、省政府如是评价北京大学吕植教授的工作。

“至关重要，无可替代”，可以说是对一个人工作的最高评价了，但用来描述吕植教授的贡献，并不是溢美之词，而是非常公允的认可。推动地方政府发起申遗,带领科学家团队,撰写材料,与世界遗产中心沟通，后续关注支持，吕植团队参与了可可西里申遗全过程。

吕植教授简介

吕植，1965年出生于甘肃兰州，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学科带头人。1985年毕业于北大生物系，开始致力于生态保护，在环保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早年，她主要从事大熊猫研究和保护，有人称她是与野生大熊猫最亲近的人，媒体誉为中国的“珍妮·古道尔”。

1995年以来，吕植教授一直参与自然保护的实践示范，力图在科学与实践之间建立桥梁，2007年她和同事一起成立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专注于在中国西部乡村示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她所领导的研究项目包括中国西南山地的大熊猫以及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种群，如雪豹、棕熊、普氏原羚等。她曾被评为全球十五位杰出的保护工作者之一，荣膺生物多样性热点英雄称号。

这次主持可可西里申遗工作，是她一贯工作的延续。

“无价的样本”

“如果说中国有几个地方应该申遗的话，可可西里肯定排得上。”谈到推动可可西里申遗的初心，吕植有点激动地说。

早在1997年，她就去过可可西里，当时就印象深刻：天地旷远，冻土与地平线相接，千里土地上不见炊烟，藏羚羊这些自然的精灵在土地上自由驰骋。

“平时我们都在无人区活动，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宏大的、没有人活动的地方，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成长，在中国的确是不多了。有很多非常让人震撼的景观。”直到现在，可可西里仍然只有一些散见的牧民，基本上还是无人区。

可可西里的价值早就得到了承认，但它的保护经过了很波折的过程。藏羚羊偷猎现象一度非常严重，在9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太阳湖畔与盗猎分子的斗争中壮烈牺牲，被可可西里-40℃的风雪塑成一尊冰雕，当人们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找到他时，他还保持着换子弹的姿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三年后，可可西里保护区成立，加上全球合作严监管等各种因素，到现在偷猎已经很少了。

然而作为无人区，可可西里仍面临着一系列威胁。

首先是气候变化，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了综合影响：草原退化，降水量上升，也会影响到物种多样性。更重要的是，随着人口增加，无人区面临着被开发的风险，如果不加强保护，无人区的景观可能会受到破坏。

在吕植看来，“对任何国家或者人类来说，一块完整的、没有人活动的地方，都是无价的样本。比如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分清到底是人为活动带来的影响，还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可可西里提供了一个参照样本，这样一个天然的对照，在地球上已经很少了。”

申遗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提高可可西里的保护强度。

“至关重要、无可替代”

“可可西里的申遗工作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快的。”自2014年底决定申遗，到2017年7月申遗成功，仅仅用了两年多时间；正式考察和撰写申遗材料，更是只用了七个月时间。

“青海可可西里申遗，时间紧、任务重、工作基础薄弱、地区环境艰苦”，一开始，可可西里申遗面临着好几个难题。

首先就是申遗要加强保护，必然会影响开发，与当地政府、居民的利益有冲突，必须要倾听和考虑当地人的声音。另外，如何与评审委员会沟通，对申遗来说也是个问题。

其次是技术难题，可可西里被称为“生命禁区”，非常难以到达，在这里做研究本身就不太容易，申遗文本所需要的相关资料成了大问题。

而且，如何解释可可西里的价值？比如世界自然遗产要求既具备普遍性，又具备独特性，“可可西里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为什么在青藏高原上又有独特性呢？” 成了要重点解释的问题。

吕植团队能迅速解决问题，推动申遗成功，与她的独特经历有关。

一是她在青海工作了很多年。1997年，她就曾经去过可可西里；2005年开始，她的团队几乎每年都要去三江源。在三江源的工作主要分为科学研究和社区保护两大块。

长期以来的科学研究让她积累了很多资料，在那么紧张的时间里，不必只依赖临时野外搜集信息。也让申遗团队能够在那么短时间里，找出可可西里最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东西，确定了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的两个标准：“顶级自然现象或者具有绝佳自然美景和美学价值的地区”和“最重要的在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和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社区保护工作让她很了解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想法，“当地居民都是佛教徒，他们本身是有保护生态理念的，只是没有被组织起来，或者说没有被授予这种身份。从2005年开始，我们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推动当地政府和三江源保护区授权社区保护，我们帮助培训。”当地居民也很信任他们。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计划让16000多名牧民成为国家公园管护员，将更多人纳入到保护工作中。

另外一个独特的经历是，吕植曾经参与了很多遗产工作，她还曾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下属遗产工作小组成员，多次评估世界自然遗产，非常熟悉申遗的流程和要求。

“申请那么快，确实跟我有比较多的经验有关。我自己做过评审，知道哪些是重点，哪些方面是要注意的。”丰富的国际组织经验，让她跟评审机构的沟通更通畅，评审委员来考察，也是她陪同介绍。

青海省申遗办公室负责人康学林总结道：“吕植老师在整个申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给我们技术上通盘的指导和帮助，也参与了很多具体工作。尤其是作为项目负责人，在申报过程中做了切实可行的计划，给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意见建议。同时，在工作完成以后，对我们环境整治、玉树博物馆等方案制定都提出了非常有用的意见，在技术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可能是最辛苦的地方之一”

对科学家团队来说，相比起来技术问题，可可西里恶劣的科研环境是更大的挑战，“可能是最辛苦的地方之一了”。

可可西里大部分地方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最高处五千多米，高寒，氧气只有正常水平的60%，走不了几步路就要喘一下；以前没有工作站的时候，全程都只能睡在帐篷里；科研考察要长途开车，然而可可西里沼泽很多，经常会陷车。

“那一个月我在可可西里练得胳膊肌肉都特别棒”，吕植教授笑着说，“我抬不了车，我是捡石头来垫车的。”除了这些，还遇到过九级大风中扎帐篷、野牦牛袭击等等各种情况。

“吕老师没问题，她八十年代就拿着一个无线电满山追熊猫。”被问到吕植老师能不能适应这么艰苦的条件，吕植的学生胡若成感慨道，“那个年代还没有GPS定位，都是通过给熊猫身上绑一个发射器，手持一个木制天线，根据报警频率来判断熊猫到底在哪。当年的条件要比现在艰苦得多。”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保护生态中来”

可可申遗团队里有北大地空学院的李江海教授，还有她十几个学生。吕植非常有人格魅力，也很有感召力。她的很多学生从小看到她的事迹、读她的书，才选择了保护生物的道路，可可申遗团队里还有她十几个学生。今年，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毕业生李雨晗，受她的影响，拒绝了哥伦比亚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选择去三江源亲历第一线保护工作。

“愿意做我们这行的，肯定是有理想或情怀的。”她的一个学生说。吕植认为，保护生态跟每个人息息相关，“希望越来越多的北大学生、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保护生态中来。”

在吕植看来，人类不能超越于其他物种之上，但是人类是有能力的。人可以带来破坏，也可以带来保护。人造成了保护的困境。保护生物不是生物的事情，是人的事情。

“我始终在思考的，还是把我们人类摆在自然界一个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