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波兰克拉科夫传来消息，第4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批准中国青海省可可西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至此，历时2年多的可可西里申遗工作取得成功，青藏高原诞生了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获得了一张与世界打交道的金名片。而这张名片背后，容纳了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几十年的科学积淀。

一年多出炉高质量报告

“我们是从2015年4月开始参与，最终于2016年年底提交报告。”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苏建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苏建平所说的报告，是为当地政府申遗准备材料提供科技支撑的《可可西里地区生物资源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申遗报告中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内容，都是基于我们的报告写的。”苏建平解释道。

依据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陈世龙的介绍，为完成《报告》，该所科研人员查阅了近50年来的文献资料1000余篇，梳理和纠正各类错误近100余处。

为了获得更准确、全面的信息，科研人员在紧张的时间中，进行了密集的补充调查。陈世龙介绍称，科研人员先后安排了5次野外考察，历时3个多月，共有15人参与。

通过考察，科研人员在可可西里地区证实了赤狐、兔逊、豺等物种的存在。“比如赤狐，以前只是偶尔听说，正规的资料里没有相关信息，但这次补充调查拍到了照片和视频。”苏建平说。

同时，通过野外调查采集植物样本进行鉴定，科研人员也对许多植物物种已有资料中的信息进行了纠正。科研人员共梳理出了可可西里地区29科89属200余种植物。“其中变动比较大的是鹅观草属，考察后很多物种被归并到了披碱草属。”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庆波介绍称。

“特殊的生物多样性”和“绝美的自然风光”，可可西里最终入选世界自然遗产的原因让苏建平觉得，“我们的报告至少是合格的”。

50年积累做积淀

“我们为可可西里申遗做了科技支撑工作，完成了《报告》，但并不是一年多时间内完成的，是有前人大量的工作作积累的。”正在三江源地区进行野外考察的苏建平在接到记者电话时如是说。

自1962年，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建立以来，经过几代科研人员的努力，基本探明青藏高原生物资源种类及其分布，填补了青藏高原的研究空白。据陈世龙介绍，50多年来，该所科研人员采集了动植物标本50万份。

“早期研究所科研人员主要做动植物区系分类，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展了生态学研究，这些工作为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苏建平说。

“如果没有长期坚持研究积累的资料，没有前辈留下的研究调查方法，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报告是不可能的。”苏建平补充道。

而独一无二的可可西里被称为“生命的禁区”，险恶的自然环境也让科学考察遭遇重重困难。

“这几次调查都是跟大自然的搏斗。”苏建平回忆道。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季节性降雨、地温升高、沼泽消融，“本身就没有路的便道，一下雨便成为陷车的危险地”。“天天都在陷车、挖车。”苏建平说。

因为难以进入可可西里腹地，高庆波告诉记者，植物本体调查很难完全。这意味着，当地或许还有许多科学宝藏等待人们去探索，而这份难以“亲近”的遗憾，也成为科研人员进一步研究的驱动力。

申遗成功并非研究终点

事实上，可可西里申遗成功的喜讯，对于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而言，并不是研究工作结束的节点，反而可能会为该区域的科学研究掀开新篇章。

正在野外考察的高庆波，对未来的研究已有了自己的打算。“如何揭示植物适应高寒、干旱、强紫外线的环境，植物形态、生化如何适应这些环境，是否有相应变异基因挖掘？”这将是他关注的重点。他也期望，在可见的未来，当地的生态保护工作会不断加强。

苏建平同样对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后的相关研究有自己的一份期待。

他告诉记者，藏羚羊的迁徙原因当下还是个谜，而破解这一谜团，需要科学家找到包容藏羚羊迁徙而其他物种不迁徙的解释，并基于这种解释，找到可靠的证据加以印证。

为藏羚羊迁徙之谜找到科学依据，科学家便有望为这一物种提供更好的保护。

“如果发现一个区域由于放牧强度比较高，藏羚羊因食物情况较差而不得不提早迁徙，或因为食物条件好延缓迁徙，我们就可以调节人类行为、放牧水平。”苏建平解释称。

“藏羚羊作为该区域的旗舰物种，申遗成功后，可能会得到全世界的关注。”苏建平期待，这样的关注变成推动相关研究开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