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辛
日前,在上海市“科创争先锋”先进事迹报告会上,中科院院士、中科大常务副校长、中科大上海研究院量子工程中心主任潘建伟,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研究员褚君浩,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高功率激光单元技术研发中心主任胡丽丽,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总设计师林宝军等6位“科创先锋”分别作了先进事迹报告,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讲述了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科技工作者的突出贡献、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
量子通信、钕玻璃、北斗导航,科学名词并不冰冷,背后是温热的创新故事;科学普及,平常的小事并不简单,内里饱含担当重任的人生大义。来自中科院上海分院的几位科学家向人们诠释了创新精神的丰富内涵。
“一个疯狂的主意”
潘建伟说:“创新就不能总跟在别人后面,就要敢做没人做过的事情。”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导师蔡林格教授时,他问我的梦想是什么,我就说:“我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实验室。”
2002年,我就萌生了把卫星送上天,利用天地之间的链路做量子科学实验的想法。当时听起来像一个天方夜谭,在许多专家对我的设想还心存疑惑时,中科院支持了我这个近似疯狂的想法。我记得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说:“我们要相信潘建伟的学术判断,就让他试一下吧!”
在这个项目里,我是首席科学家,王建宇是常务工程副总师,还有小卫星的朱振才是卫星系统总师,等等。我们这个联合团队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遇事绝不互相推诿,而是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墨子号研制过程中一路上碰到了许多坎坷。本来定好2016年7月就要发射的,可是没想到,6月底卫星进场前却突然发现一个信标光激光器能量下降,大家并没有把责任推给制造激光器的单位,而是一起讨论,最终联合把问题解决了;墨子号刚进入轨道,外太空的环境比我们预计的还要恶劣,对卫星的光学系统很快就产生了影响,眼看实验就要做不成了,整个团队又在一起调整卫星参数,又把卫星“挽救”了回来——最后,卫星数据的各项参数比原来好了10倍,所以原本准备2年完成的实验,现在2个月就完成了。我们的论文投到《科学》杂志,仅用十几天就被接受,并且以封面文章发表,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一种重视科普的人生格局
褚君浩说:“对我来说,科普不是小儿科,也不是负担,而是形成我人生格局的重要组成。”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总共有1000多名院士,每一位在学术上都有很高的造诣,不过以做科普闻名的,就不多了,我可以算是其中一个。大家称我为“心系科普的院士”。我一直认为,科普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科研。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没有科学精神的长期熏陶,没有科学思想的广泛传播,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释放人民群众的创新智慧,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所以,科普一定是奠定科技强国的社会基础。
我做科普坚持一点,那就是围绕自己的专业,适当拓展,以知识点的物理图景为中心,联系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技术应用、社会价值、发展趋势,并且还联系到参政议政。当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提出多项关于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议案,这些议案由于比较科普,大家看得懂,很快就被采纳立项,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比较大。我觉得,把科普和科技发展趋势结合起来,是一种高端科普。
科普可以影响很多人,我小时候深受科普的感染,我的科普报告也同样影响着年轻人。有时候,这种成就感是实验室里难以获得的。我有好几个优秀的博士生、博士后,就是听了我的科普讲座决定来报考的。比如天合光能是全球第二大太阳能光伏企业,他们的一个技术总监张眏斌在听了我的报告后,考了我的博士生,后来带领团队创造了多晶硅、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的世界最高纪录。
一条源源不断的河流
胡丽丽说:“冲击世界科技创新前沿,不仅需要十年磨一剑的毅力,更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不断进取的雄心。”
经历50多个年头,历经三代人的努力,如今我们已经是国际上唯一掌握制作大尺寸高性能激光钕玻璃全过程工艺的团队。
钕玻璃炸裂、大尺寸钕玻璃成型、钕玻璃包边是研制过程中碰到的三座“大山”。十几年的持续攻关,上千次实验,最后终于解决了这些难题。
就在我们年轻的团队为钕玻璃连续熔炼技术攻坚克难的时候,我们的两位院士已经在开拓新的方向。姜中宏院士尽管今年已经87岁高龄,可他依旧奔跑在科学的前沿,利用相图理论开展激光材料基因组的研究,带领年轻人研究新一代激光材料,引领团队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在这十几年里,干福熹、姜中宏两位院士前辈一直反复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基础研究,要找规律,发现新方法、新材料,就是希望我们不仅仅只做成一件事,掀起一个巨浪,更要把这份事业做成一条源头活水不断的河流——在越是基础的领域做出创新、做到世界一流,才能托举起更多领域,向世界前沿发起冲击。
一种激情燃烧的青春
林宝军说:“我们这支团队,是要用3~5年的时间,完成美国人花20年才完成的技术跨越;是要像做艺术品一样做卫星,用激情和创新赋予卫星灵魂;是要用青春见证我们可以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我们这支团队很多人平均年龄只有31岁,90%以上拥有博士、硕士学历,很多人或许跳个槽就可以轻轻松松拿到现在收入的两三倍,但他们满怀热情,数年如一日,坚守在航天科研岗位上,做出了十分漂亮的成绩。
我们团队有个小伙子叫李绍前,2012年一毕业就进了北斗卫星研制团队。和外企相比,这里的工作忙到没有双休日,薪水也不高,可他却感觉比在外企更有意义。他说:“当看到自己的设计思路成功地随卫星上了天,这种成就感难以用言语表达。”我经常对他们说,我们现在做的是世界一流的事业,这种机会不是随便就有的,一定要珍惜。
这颗卫星上,有着许多令人惊讶的创新和突破,比如整星从原先的几吨一下瘦身到了800多公斤,苗条、优美的身形让很多卫星专家大为赞叹。而且,这一改变还大大提升了卫星的可靠性。这些创新,很多都是靠年轻人大胆尝试出来的。
沈苑是我们团队负责项目协调的“四朵金花”之一。她说:“这是一个大舞台,有很多创新和试错的空间,只有允许年轻人放手一试,才能展现出更多的创新活力。”我是“60后”,副总设计师沈学民是“50后”,在给年轻人压担子的同时,也会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更多指点和鼓励。在这种宽容的工作环境下,这些年轻人成长非常快。
《中国科学报》 (2017-07-17 第6版 院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