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清华大学建立科学史系获批准，6月30日上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大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楼多功能厅举行。国内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相关研究的中坚学者济济一堂。不到9点，会场位置已全部坐满，后来的人只能站在或者坐在过道上。

国内大学的科学史系为数不多，清华大学加入其中意味着什么，会给科学史学科带来什么新鲜内容？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又将如何带动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发展？会后，本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创系主任吴国盛教授，他向记者梳理了中国科学史的发展历程，同时解读了作为架起科学与人文桥梁的科学史在中国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中国科学史学科寻求变革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科学史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科学史学科在中国已确立了学科地位，但离成熟还很遥远。过去了近20年，在吴国盛看来，中国的科学史学科的状况依然没有太大改观。

有数据表明，美国在2011年时，科技史博士点大概有57个，有10个科学史系。而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只有个位数的博士点，30多个硕士点，在一级学科里面差不多是规模最小的。不仅如此，国内的“专科治史、中国古代科技史为主导的研究特征，使得科技史在高校发展非常困难，有的学位点也已经岌岌可危”。

中国科技史学科的主要发源地、“国家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另外，高校的理工科院系也有一些从事科技史研究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因学科建设，不少高校设立了与科学史相关的学位点。

但大学里多是做专科史，各自为阵。做数学史的在数学系，做物理学史的在物理系，做化学史的在化学系，其结果自然是日益边缘化、难以为继。例如，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曾经获得过物理学史和化学史的硕士点，其中物理学史从来没有招过学生，最后被撤销了；化学史研究在赵匡华、阮慎康两位先生退休之后便后继无人，硕士点迁移到了科学与社会中心，最后随科学与社会中心迁移到了哲学系，才有了稳定的招生和培养工作。北大是如此，其他高校亦相差不大。

1999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成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这是国内大学中第一个科学史系，同年7月，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成立。随后国内高校的科学史系及相关研究机构也越来越多。2005年，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中国举办，这是国际科学史学会的最高系列学术会议，每四年召开一次。

种种发展态势，却没有让科学史在高校实现更大生存空间。近一两年又因政策因素，科学史学科再次雪上加霜。

去年教育部启动的学科评估规定理学要整体打包参加评估，也就是说，科技史作为理学学科必须参加评估，许多学校为了不让力量明显薄弱的科技史学科拖学校的后腿，主动放弃了这个学科点。这里面包含实力很强的“985”学校，像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

“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次‘985’名校集体大规模放弃科技史学科，是一股逆流，向我们的科技史学科敲响了警钟。”对此，吴国盛非常焦虑。

在他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已经在通识教育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即科学史应该是通识教育的主力；中国知名的综合大学，无疑应该顺理成章大力发展科学史学科。现在竟然出现了反向发展。这一方面固然是大学校方还没有意识到里面的必然关联；另一方面，则与科学史学科长期以来给人的印象有关——“专科治史、中国古代”两个特征，没有体现科学史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学科，没有体现科学史对于通识教育的内在意义。

吴国盛表示，正因为此，清华大学建立科学史系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既标志着科学史回归大学通识教育的本位角色，也标志着中国的科学史学科准备改变传统的“专科治史、中国古代”为主的形象。

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转变

科学史是科学与人文交叉会通的高端新型前沿学科，也是渗透文理、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典型桥梁学科。其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就逐渐有一些哲学家对科学史感兴趣。但现在一般认为，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史学科之父”萨顿开始的。他最早在哈佛大学授课、办杂志、建立了科学史学会。他创立的《ISIS》杂志至今还是国际科学史界的核心杂志。

科学史学科的产生一般取决于社会的需要。中国也不例外，其大背景是西学东渐大潮之下对自己民族历史上科学遗产的整理。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为什么会在高校没有大的发展呢？这与学科产生背景和中国国情有关。

吴国盛介绍，中国科学史学科发展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开始意识到科学史重要性的是科学家，像竺可桢、叶企孙、钱临照等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更是直接推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就是在1957年由他创建的。其主要研究者以老一辈科学家为主。国内唯一的、已故科学史院士席泽宗曾回忆说，“1956年制定科学史的发展规划时，根本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做这个工作。”

这是中国科技史学科的第一阶段。“总的来说，有两个主要特点。”吴国盛表示，一是编史动机是爱国主义的，目标是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古代科技史。另一个特征是，编史纲领基本上是辉格史，即以现代（西方）科学为基准，透视中国历史上先进的（时间占先或水平更高）科技成就。其结果是专科史占据主导，并且“以科学家的标准为科学史的标准”——科学家的科学史。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科学史学者开始对此进行反思。“以争多少个世界第一为科学史”的主要动机受到质疑。同时，他们不满足于“以科学家的标准为科学史的标准”，认为科学史家要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方法，这就是“科学史家的科学史”。

“科学史家的科学史”主要是由职业科学史家写出的历史，不限于专科史，不以理科教育为目标，而建立科学史自主地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应该算是第二阶段。不过，“我们还没有完成这两方面的转化，即编史动机脱离单纯的爱国主义，编史纲领脱离单纯的科学家标准。我们的科技史还属于理学一级学科，分科治史还是我们的主要编史模式，国内科学史家中过半还是治中国古代科技史。”吴国盛说。

从国际科学史界来看，大概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而我们则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过渡，到现在还处于过渡阶段，即没有完成“科学家的科学史”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的转变。

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科学史系

尽管转变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才能打破现在的局面。但对吴国盛而言，当下最重要的是，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招收本科生，这是一个重大变革，因为国内高校现有的两个科学史系都没有自己的本科生。“培养计划会循序渐进地展开。从辅修到第二学位，直到招收主修学位。培养本科人才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也是清华科学史系重要的特点。”

除了将招收本科生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不会局限于研究某些专门学科的历史，也不局限于为科学教育服务。虽然这些固有的功能还会保持，但吴国盛还表示，学术上，首先要推进西方科技史的研究，帮助中国普通民众全面理解科学，包括它的历史由来、社会条件、社会后果；其次要做好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总结西方科学引进和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这是未来的两个主要学术方向。

另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还会关注科学传播学和科学博物馆学，这是科学史联系社会、服务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科学史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一部分，科学史系主动地来沟通文科和理工科、科学与人文，在两种文化中建立桥梁。

事实上，许多世界一流名校都设有关于“科学史”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本科计划。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等。至于科学史本科生的就业，正如哈佛科学史系的本科招生广告：“学生拿科学史学位可以做什么？回答：一切事情”。

一流名校与科学史研究有什么内在的、深层次的关联，吴国盛对其原因作了解读。

科学史是“二阶学科”，在缺乏科学或者科学不发达的时候，科学史研究是不可能出现的。相反，如果“一阶学科”很发达，自然而然就会发展像科学史这样的“二阶学科”。

“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史属于奢侈学科。就像你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是不会在家里挂世界名画、摆架钢琴的。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家里有钢琴、有名画，那基本生活条件不会太差。”吴国盛表示，随着创“双一流”目标规划，中国的大学显然已脱离“温饱”，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自然不能少了科学史学科。

高校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像科学史这种反思型的“二阶学科”，在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变得格外必要。

“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建设，关系到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中国的科学文化长期以来是比较贫乏的，我们对于引进和发展科学更多的是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这个策略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吴国盛认为，这对于我们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新的历史使命来说，就很不够，就要更多的追根溯源，更全方位的理解科学。事实上，我们今天科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与这种科学文化的欠缺有关。

中国著名高校重视科学史学科，必定会让这一学科发展呈现出不同格局。吴国盛特别提到了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的例子，它之所以成为学科重镇和学术中心，一是因为有萨顿的长期耕耘，二则是因为有哈佛校长柯南特的大力支持。他不但领导编写了“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俗称红皮书）这部现代通识教育的经典文献，还力主科学史课程成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并亲自策划了三门科学史课程，这三门课造就了三位日后国际科学史界的著名科学史家：库恩、科恩和霍尔顿。

“无论是从高校创‘双一流’角度，还是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内有志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都应该准备筹办科学史系，发展科学史学科。”吴国盛表示。

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大会”上，95岁高龄的杨振宁最引人注目，他左手拄着拐杖，不需要人搀扶走到讲台上发表致辞，声音清楚、思路清晰。他的致辞同样引人深思：“再过十年二十年，回想今天，人们会知道，这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