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而言，2015年10月是一个需要记住的月份。因为就在这个月的月底，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从此开始受到世人的关注。
或许是一种巧合，几乎就在“双一流”战略出台的同时，在宁波大学所在的宁波市，首届国际马拉松比赛打响了起跑的发令枪。
如果将“双一流”战略也比做一场将持续很久的马拉松的话，以宁波大学为代表的地方高校应该在这场长跑比赛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又该以怎样的状态达到最后的终点呢？从两年前那声来自北京的“发令枪”声响起后，这些问题就时常出现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的头脑中。
学科突破须关联区域定位
众所周知，在“双一流”战略实施之前，国内高等教育领域也有一些其他重要工程，比如“211工程”和“985工程”。然而，“双一流”战略却与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对于宁波大学这样的地方院校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双一流’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沈满洪表示，因为这直接决定了地方高校在这场高等教育的“马拉松”中，有了参与的契机和盼头。“‘双一流’至少给了地方高校一个机会”。
然而，能够参与是一回事，如何参与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前，提及“双一流”战略时，大部分人还是将目光对准综合性大学和原“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那么，在“双一流”的布局中，地方高校应该占据怎样的位置呢？
“地方高校首先还是要追求一流学科，谁首先能够在某一点上突破，谁就有希望进入一流的行列。”沈满洪说，总体而言，地方高校在整体实力上与两大工程高校还有一定差距，但这并不妨碍地方高校在某一点上突出自身实力和特色。不过，这就需要与学校本身的区域定位紧密相连了。
以宁波大学为例，作为一所沿海地区的高校，海洋学科一直是其着力发展的重点学科之一。“在学校的办学过程中，我们非常强调‘海洋化’这个特色。事实也证明，其他学科对接海洋学科的尝试也都是成功的。”沈满洪说，同时，在这样的学科对接和学科交叉过程中，又会产生很多增长点。
据悉，宁波大学近期也将出台专门针对学科交叉的相关文件，内容包括学科交叉平台建设、学科交叉团队建设等。下一步，该校还将出台学科特区政策。“我们试图用学科群的理念、学科特区的政策、学科交叉的思路来建设学科。如此，我们就有可能在个别学科上取得一系列突破。”沈满洪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
长期以来，我国地方高校一直都承担着服务地方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双一流”战略也强调对国民经济的支撑、推动作用，但更多的是瞄准国际一流的科研水平。因此，在一些人看来，科学研究与服务地方之间的矛盾，在地方高校要表现得似乎更明显一些。对此，沈满洪也有着自己的一番思考。
在他看来，地方高校促进地方区域的发展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若干个层次，对于像宁波大学这样的地方高校来说，可以有一部分基础研究，但学校的重心必须聚焦于应用研究上，更多地关注地方需求，考虑成果的转化。
“地方高校的科研，最关键之处还在于科研成果的转化。”沈满洪说，“锁在抽屉中的成果”怎样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双一流”的到来，对于地方高校履行自己的义务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事实上，即使是基础研究，也存在从现实问题的提出到科学问题的提炼的过程。”沈满洪说，大量的问题其实就是来源于现实的。“当前，我国依然处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于我们而言，这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们将直接面对大量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更加“接地气”的地方高校其实是有优势的，而“双一流”战略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会凸显这种优势。
“只要我们更能脚踏实地面向现实问题，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就一定能有所作为。”沈满洪说。
人才定位不必“特立独行”
今年年初，高教界期盼已久的“双一流”战略具体实施方案出台，其中提到“双一流”建设的关键在于培养一流人才。应该说，无论是否是“双一流”高校，人才培养都应该是所有高校工作的中心，但在“双一流”大背景下，高校的人才培养是否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呢？
在人才培养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系上，沈满洪作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如果你培养出的校友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你就是世界一流大学；或者，你培养出一批国际知名企业家或政治家，你也是世界一流大学。总之，只要培养出高层次人才，就是一流大学。”
那么，对于地方高校而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定位应该在哪里呢？对于这一问题，沈满洪也和同事进行过多次探讨。“最终的结论是，我们的人才培养定位就是创新创业人才。”
当然，在当今全社会都崇尚创新创业的大潮之下，这样的定位已经不能再被称为“特色”了。但在沈满洪看来，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并不是必须追求所谓的“特立独行”，关键在于和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乃至历史文化相吻合。
“从我们学校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区位优势来说，宁波一直都是创新创业的沃土，我们所在的宁波市，也是国内产生科学家、企业家最多的地区之一。”沈满洪说，在宁波大学，几乎每一栋楼都来自于“宁波帮”（由宁波地区企业家组成的商帮）的捐赠，每栋楼都是以“宁波帮”中某位企业家的名字来命名的。
“‘宁波帮’的精神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加之学校的校训‘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也和创新创业相对应，这些都是我们培养创新创业人才非常好的优势条件。”沈满洪说。
在他看来，大学的最主要任务就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者并不是分开孤立的，而是要把科学研究的结果贯穿到人才培养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教学也才能“活”起来。“宁波处处都是创新，有太多的素材可以和学生分享，所有的学科在这一点上都是共通的。”
当然，人才培养也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但这种回应不应该是简单地顺应社会。“我们不能哪个专业好找工作，就去培养哪个专业的人才，而是要考虑大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沈满洪说，高校要认识到，有些学科专业是具有市场竞争性的，比如计算机、工商管理等，有些专业则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如文史哲、数理化这样的基础学科。这些学科不可能依靠社会竞争获取资源，但没有基础性学科的支撑，其他学科很难有好的发展。“总的来说，我们人才培养和学科设置要满足社会整体的发展需要”。
自主权含金量不亚于资金投入
自“双一流”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层面在大力推动相关建设，很多地方政府也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然而在沈满洪看来，除了资金支持外，地方高校发展“双一流”，还需要得到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其他的一些帮助与扶持。
“毋庸讳言，对于高校发展而言，增加投入一定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更加重要的是，要给予高校进行改革的自主空间。”沈满洪强调，对于高校的发展而言，下放办学自主权的实际含金量并不亚于资金投入。
他表示，高校教职工积极性的充分激发，是需要体制、机制激励的。“为什么国际上一些大学能够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事实上，就在“双一流”战略出台后不久，有关部门曾向公众表示，在“双一流”建设中，政府将逐步落实高校自主权。不过，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涉及不同方面。如今，高校最需要落实的自主权又该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学科专业设置的自主权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沈满洪说，高校为什么会出现工厂化生产的现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学科转专业设置灵活性不足。上世纪90年代，国内某高校曾设立过房地产专业，最终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撤销。但事实上，该专业在四年的兴办过程中，培养的绝大多数学生最终都进入了房地产领域，甚至成为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家。
“越是这样的专业，其专业性越强。”沈满洪坦言，反观当前，很多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过于死板，导致千校一面。所以，怎样才能将学科专业的设置权下放给学校，需要有关部门思考。
当然，在有关部门下放自主权的同时，高校如何才能行使好自主权也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内部体制机制的构建就显得很关键了。”沈满洪表示，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外部问题。同样规模、同样投入的学校，有的办得好，有的办得差，这就是学校内部体制机制构建的问题。
在他看来，要理清高校的内部体制机制，对行政权力的约束非常重要。
“高校内部主要是行政权、学术权和以教代会为代表的民主权相互制衡的结构。这中间，校长常常有绝对的行政权威，但我们不能使所有的资源都由校长来配置。”沈满洪说，毕竟一个人和一个班子的视野是有限的，高校的发展要借鉴学术委员会和教师们的意见。“目前，我们已经构建了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相互制衡的框架，但是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
（本报实习生阚凤云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