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考古还有大年小年之说，但近些年来可谓年年是大年。”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徐光冀表示，文明探源的连续性考古项目、主动设置的学术课题考古、前瞻性考古和抢救性考古都有条不紊地开展着，成果令人惊喜。
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
遗址发掘出距今4800年、10000年和12000年3个文化层位。直径不足2毫米的鸵鸟蛋皮装饰品是同时代发现最小的同类型遗物，革新了我们对万年前人类运用复杂技术能力的认识。植物考古提取到了植物种子的遗存，意味着早在1.1万年前，先民就开始了对植物的利用。呈条带状分布的柱洞和数十处结构性火塘则揭示了居住和用火的状况。
点评：该遗址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荒漠中，之前我国同类型地貌单元的文化遗物都是地表采集，缺少明确的时空框架，此次发掘学术课题明确、考古过程科学规范，多学科合作充分，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地区建立了距今约1.2万年至5000年，即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中期的文化序列。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
图①：该遗址出土的鸵鸟蛋皮串珠。
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
发掘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乃至历史时期的连续地层剖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穿越万年的完整的文化序列。用火遗迹、完整墓葬、可以复原的陶器等丰富的发现，为研究这一地区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史前人类行为模式、古代环境变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材料。
点评：该遗址对于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遗址中发现的完整墓葬，填补了这一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史前人类体质特征提供了线索。植物遗存，尤其是6000年前的稻米遗存是西南地区最早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
图②：该遗址出土的第四期陶器。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该遗址的最新发掘成果刷新了我们对于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认识。位于遗址中心的谭家岭发现了属于油子岭文化晚期的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城址，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印信台遗址则是一处有着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场地，而5座瓮棺出土的龙山时期随葬的240件玉器则代表了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制玉工艺的最高水平，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的信仰及审美提供了线索。
点评：石家河遗址在中华文明探源中举足轻重。距今5000年至3800年间的上千年间，石家河遗址一直是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群。它的玉器不仅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峰，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一直影响、传承至历史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图③：该遗址出土的连体双人玉玦。
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
这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烧造原始青瓷的窑址，碳14年代测年约为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即夏商时期。9座依山而建的窑炉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为土洞式长条形的龙窑，与之前原始青瓷的另一起源地浙江东苕溪流域是不同的技术体系。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的并存，说明了东南沿海广大的印纹硬陶生产区域，从技术上讲是可以创制出带釉的原始瓷器。区域考古调查发现在周边地区还有10余个窑址，这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区域。
点评：该窑址的发掘为探索中国原始瓷器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里不但是原始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而且北传至闽江流域，或与中原地区也有一定的联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图④：该窑址出土的原始青瓷尊残片。
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据古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先后在雍都郊外置“四畤”，使这里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圣地。汉高祖刘邦承秦制，又增设北畤。此次考古首次发现了由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文化遗存，以实际文化内涵印证了秦汉时期国家在这里曾举行最高祭天礼仪，既是正史记载之佐证，又是秦汉大一统的国家精神的物质再现。
点评：血池秦汉祭祀遗址是首次在秦都雍城附近发现的与古文献记载相吻合、时代较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国家大型祭祀遗址，不仅填补了既往雍城未见郊外畤祭遗址的空白，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从封国到帝国这一重要历史过程中的祭祀制度、政治制度、礼制文化等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部委员刘庆柱）
图⑤：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远景。
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这是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而开展的一项大规模考古工作，勘探122万平方米，发掘4万余平方米，发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千余座墓葬，填补了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这座通州最早的县城平面近似方形，边长约600米，城内发现了汉代、辽金和明清三个时期的道路遗迹。以路县故城为核心的周边地区，呈环状分布了由战国至明清的墓葬，数量众多、时间延续长、类型多、随葬品丰富，为还原古代通州地区社会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点评：过去对秦汉的都城遗址做了很多工作，而对秦汉的县城遗址则做得很少，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因而非常重要。北京市已经决定对路县故城遗址实施整体保护，可以长期进行考古以了解汉代县城的功能布局。
（刘庆柱）
图⑥：该遗址出土的陶豆。
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
“夺得千峰翠色来”是唐代诗人陆龟蒙赞誉越窑秘色瓷的著名诗句。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是在哪里生产的，又是如何生产的？后司岙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考古首次摸清了唐五代时期最高质量越窑青瓷窑场的基本格局，确认了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以及秘色瓷的生产工艺与兴盛过程，它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其开创的以天青色为特征的秘色瓷产品，不仅是制瓷史上的里程碑，而且影响到后代包括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高丽青瓷等一大批名窑生产与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
点评：窑址的发现是在先期勘查了上林湖地区100多个窑址以后才确定的。同时水下考古与陆上考古相结合，对今天已成为水库的上林湖进行了详尽的水下勘探，弄清了窑址所在位置当年的自然地貌，为探讨原料的来源和产品外运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些都是陶瓷考古工作中的有益尝试。
（徐光冀）
图⑦：该窑址出土的秘色瓷盏与盏托。
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
青龙镇为上海地区最早的贸易港口，甚至日本、新罗、广南等国海船每年都要到青龙镇进行贸易。南宋时期，青龙镇还专设市舶务管理对外贸易。考古发现了唐宋时期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有隆平寺塔、房址、水井、铸造作坊等重要遗迹，基本弄清了唐宋时期青龙镇布局特征。隆平寺遗址的发掘，弄清了塔基结构和建造方法，出土了精美的文物，对于了解当时的佛塔营造技术具有很高的价值。大量的来自不同窑口的瓷器，来自南方窑口。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相印证，确证了青龙镇是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点评：青龙镇使我们认识到在唐宋时期除了扬州和明州（宁波）这两大港口之外，还有另外的海上贸易港口，这也为当时外销瓷的输出路线提供了新思路。
（秦大树）
图⑧：该遗址出土的铅贴金阿育王塔。
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
在河津的龙门古渡发现的宋金时期的四处瓷窑址、四个制瓷作坊和四座瓷窑炉等遗迹，千余件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以及数以万计的瓷片，使曾经坐拥资源与交通之便利的宋金河津窑露出了真容。制瓷作坊从原料制备到装匣钵一应俱全。作为瓷器主要品种的白瓷，在北宋时期还是以简约素雅为美，金代则多剔花填黑彩的瓷枕为代表，国内外上千件同样类型的瓷枕精品1/10都源自这里。
点评：做陶瓷考古的学者有一个共识，改写中国陶瓷史要靠山西地区瓷窑遗址的发掘。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山环水绕的地方，通过不同的山口道路分别与河北、河南、陕西的重要制瓷传统相关联，又在山西内部使这些不同的生产传统相融合，河津固镇窑址就是一个例证。
（秦大树）
图⑨：该窑址出土的素烧花口长颈瓶。
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
通过对这一明清时期遗址的全面调查，确定当地采用“以矿就煤”的生产模式；通过对遗址中心部位冶炼平台的整体揭露，完整复原出冶炼场址的功能结构布局。桐木岭遗址出土了国内迄今发现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炼锌槽形炉及相关遗迹遗物，可复原当时炼锌工艺流程；工匠将矿石焙烧、分选，再和煤炭混合，置于陶罐，陶罐放在槽形炉之上，陶罐内部有冷凝器等装置，锌蒸气上升后再冷却。多金属一体冶炼是中国矿冶考古的首次发现，凸显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
点评：中国是最早掌握炼锌技术的国家之一，该炼锌遗存代表当时最先进的炼锌技术，本次发掘还使我们对古代手工业场址的功能分区、工艺流程、生产规模、工人的生活及生产力状况都有了重要认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
图⑩：桐木岭矿冶遗址全景照。
制图：蔡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