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日本对“只认分数”的大学入学考试带来的基础教育应试化和学业负担过重现象大肆口诛笔伐。在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学历的东方国家，这样的“考试地狱”现象高度相似。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一方面使家庭可支配收入显著增加，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经济条件优越起来的家长对激烈的竞争压力导致高强度的学业要求产生质疑。围绕教育如何适应经济高速繁荣，日本社会进行了大量公共讨论，减轻学业负担、改革大学入学考试的呼声甚至成了政治上的关键问题。

上世纪70年代的考生多数出生于二战结束后，经历了经济、社会、文化从战败的低谷到不断上升的青少年时代，在稳步上升的社会环境下同时也面临着各方面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形。他们的父辈则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二战中幸存，并成为参与创建战后新社会的中坚力量。父辈的成功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而不是挤过高考独木桥后获得的成功。所以不仅出于慈爱之心，父辈们有理由对应试苦读、对人为设置考分选拔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产生强烈怀疑。

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了，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学得那么苦？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发布教科答复报告《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指出“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这个答复报告直接依从了民众缓解下一代学业压力的诉求，成为著名的“宽松教育”的标志，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年的方针。

“宽松教育”方针下的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大体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问题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系列副作用。

“宽松教育”的三大恶果

公立瘦弱，私营肥满

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能约束公立教育部门，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变化，可想而知，对更有竞争力的教育需求只能通过私营办学机构来满足。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无法为想要上好学的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几乎所有志愿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都投入私立中学，随之，没了要读书的学生，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不断流失。以从1960年到2005年考入东京大学的前20名高中为例，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此消彼长十分鲜明。在日本，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通常是公立学校的2~3倍。

要考上好大学，仅仅上私立学校还不够，课外补习学校（日本称“学习塾”“进学塾”）专门为应试做好准备，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般常识。根据文部省官方调查，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16.5%到23.6％，节节攀升。

几十年来，课外补习产业蓬勃发展，经过一番市场竞争兼并，构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机构把持补习产业。由于人们趋之若鹜，“四大塾”各自设置了不低的入学选考门槛，且不说高昂的学费，许多家长发现，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预习准备，连较好的补习学校都进不去。中学期间上不了好的“学习塾”，就很难上好大学。究竟是谁在为国选才？

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

“宽松教育”政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日本中产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进，势必付出巨大——经济负担、选择焦虑和全家被裹挟参与应试成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日本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无疑为上述私营教育机构作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在日本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教育支出和补习教育支出从1970年左右开始显著上升，1976年开始实施的“宽松教育”政策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个上升趋势。换言之，1976至1995的20年间，家庭的教育经济负担没有下降，反而一路攀升，更可怕的是，升学率却一路下滑至1970年后的最低谷。可想而知，在此期间的学生和家庭的升学压力越来越大，对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的学生而言，不公平也在扩大。

除了经济压力，“宽松教育”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甚至不够了解竞争游戏规则。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心态焦虑。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会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习，结果又加重了一重学业负担——不仅无效，更可能适得其反。

有一系列畅销书名叫《中学生的考试9成靠父母》，非常具体地传授家长应试技巧。日本应试学习之发达，已经不只是学生的事，应试负担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至家长。

国民学力显著下跌、教育负担抑制中产阶级生育率

如果说“宽松教育”政策下，教育供给由公立向私立转移，教育费用更多采取受益者负担原则，只是不同政经路线的变化，全家动员参与培养子女也不是一定有害，那么以下两大弊害足以促使日本政府彻底放弃“宽松教育”。

第一，国民整体学力连年显著下跌。在四年一次的国际PISA标准化测试中，1999年，日本的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位列OECD15国第一，阅读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数学跌了5位，阅读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学第六、数学第十，阅读理解已经沦为垫底的第十五位。近年日本国内还有调查称，小学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义。“大学生数学基本调查”结果也非常不乐观。日本的高中要为初中补课，大学的第一年要为高中补课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

“宽松教育”政策降低了达标的底线要求，却完全不为最优秀、最努力向学的学生提供国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荣誉感——因为宽松教育反对大规模的竞赛、考试和选拔。努力学习、追求出类拔萃得不到承认，宽松无压力才是正当的。如果在达标线之上还想学更多，那就要自己负担所有成本。

第二，我们已经分析了宽松教育政策下家庭支持成了学业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水平太低的家庭将得不到入场券，经济水平足够高的家庭可以购买到最好的私立教育，而日本的中产家庭却承受着最大的学业竞争压力，他们本身对下一代也抱有最强的通过受教育来维持阶层或向上流动的愿望。所以，家庭教育成本越高，中产家庭生育率越低。这类使得国家教育供给空洞化的政策最终会抑制中产阶级的生育率，长期动摇国本，很可能是当初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三种学业负担根源不同

考试竞争烈度取决于适龄人口数和高教资源供给

政策只能在短期内改变游戏规则（拼才智？拼努力？拼特长？拼体格？拼品德？拼爹妈？）——却无法改变竞争的烈度。1976年至1990年（“宽松教育”政策的头15年）高等教育录取率不断降低，考试竞争变得更激烈而不是更轻松了。1990年以后，录取率却高歌猛进地上升，从60%升至90%以上，什么原因使上大学变得如此容易了？1992年日本18岁人口达到战后第二次婴儿潮高峰后，直至2014年的22年间，18岁人口从205万减少至118万，降幅达42%。此间，日本高校在校生规模却从295万增长至304万。高等教育录取率更是一路攀升至93%，意味着几乎所有申请者都能够被高教机构接纳。日本现今超过40%的私立大学招生不能达到满员，这对于积存基金薄弱、运营高度依赖学费的日本私立大学来说是存亡攸关的危机，近半数大学招生工作本质上从选材变为营销，入学选拔形同虚设。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没能适时控制私立高校的盲目扩张，出台限制性政策反应滞后，导致竞争选拔进退失据而饱受诟病。所以，密切观测人口变化，预估并适当地调控教育供给，保持选拔活力和学习积极性才是教育政策的应然。

超量补习的负担要回归教育规律来化解

如何判断补习是否超量？在补习产业高度市场化的今天，摸透了望子成龙、争先恐后心态的商业营销会大大异化家长和学生自己的判断。深度卷入补习市场的家长不由自主地站在了应试主义的一边。

负责任地讲，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始终离不开一对对立统一的命题：从教育者视角来说是“培养”和“选拔”，从学生视角来说是“成长”和“应试”，两者相辅相成。正如日本的历史教训所示，当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应试压力，却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进取心、图安逸不勤奋、害怕担负责任、受不了批评、整体学力跌落的“宽松世代”。所以，在基础教育实践中能取得育人和应试的平衡兼顾就是最大的成功。

超量补习的发生意味着应试压倒了成长，要遏制超量补习就得重申育人和成长的主题，让真正懂得教育规律、怀有育人之心的教师和学校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获得更大的尊重。更重要的是，限制正规学校教育的上限与边界不仅加重了家庭教育负担，还削弱了学校和教师的威信。正规学校教育要能提供足够的学业挑战才不会被轻视。学校和教师要理直气壮地承担更多课业教育而不是变相地把充实、提高的内容转移到课后家庭辅导。每个人学习不同科目的能力不同，心智发展速度不同，兴趣方向也不同，课外补缺、拓展和提高都是自然的需求，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公立学校、公办少年宫及其师资也应该能提供这些教育，如果把这部分空缺出让给私营机构，应试压倒育人就可想而知了。再者，符合选才规律的竞赛、测试要视作国家选才系统的一部分以充分的规模定期实施，既不能泛滥，也不能取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回归教育规律，摆正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自己各所应当的位置。

学业挑战未必成为负担，不能因材施教才构成负担

因材施教是最大的教育规律，每个人的学习和成长都是独特的，每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心智状态下能够接受的学业挑战度千差万别。

统一以某种平均水平对待施教势必形成学业负担，在这个方面低于平均水平者感觉吃力和沮丧，高于平均水平者感到无聊和无精打采。在现代学校制度下，一定程度上实现因材施教、促使学生多元化发展，成为优质中小学的标志性特征。如果能够帮助学生发现自己擅长的事，鼓励他们投身并乐在其中，“减负”便已经发生。所以，越是那些优质学校素质教育做得越好，学生学习越不苦，并不是无稽之谈。

当然，前两条还是制度上、结构上的问题，这个层面上的“减负”最深入教育内容实质，更需要时间、耐心和爱。减轻学业负担的命题到了一线教师这里绝非单纯地降低学业挑战，而是转化为要实施更好的教育——提升自我的教育教学素养，因材施教，激活学习。

强化公办教育配置，弱化家长和私营培训市场的卷入

对照以上三条，可见日本何以实现了“减负”又反思“减负”。其一，人口减少、高校大肆扩招致使高等教育录取率陡增至90%以上，大批学生入学使得大学失去选拔性，基础教育学习目标松弛，是学习变轻松的决定性因素。其二，日本政府对私营教育机构管制不多也缺乏手段，主要依赖市场机制，长期下来能够提供个性化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机构几乎全部属于私营机构。虽然总体录取率大增，对于希望上一流大学的学生而言，竞争依然激烈，家庭负担、学业压力依然很重。其三，认识到“宽松教育”政策实施过了头，日本政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有计划地提升基础教育的课程标准，增加必修内容和学业挑战度。2008年开始，小学课本增加25%的页数被视为转折性标志。

中日两国相似的社会背景，使得日本30多年“宽松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相似性包括同属于东亚儒家传统文化圈具有很强的学历社会意识，家长努力供孩子上学、希望上好学，人口直接影响考试竞争激烈程度。以及经过一段时期经济保持高增长，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家长既希望孩子在学业竞争中优胜，又不希望孩子学习太辛苦，全社会批判“应试”，呼吁“减负”。另一方面，中日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政策抓手和落实条件也很不同。我们认为，我国更有可能通过强化公办教育配置来弱化家长和私营培训市场的卷入，在育人和应试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我们还建议全面振兴公办教育，激活公办课外教育，为家长减负，释放中产家庭的生育意愿，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学业挑战，同时为国储才选才。

（作者为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