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长年奋战在深海科研第一线的年逾八旬的资深院士，新学期主动请缨，面向全校师生开设一门名为《科学、文化与海洋》的公共选修课，以引发青年学子对“科学与文化”二者关系的再认识，启迪、激励年轻人共同深耕校园创新文化土壤，勇于投身科学创新实践。近日，由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汪品先教授主讲的这门课正式开讲，首堂课的主题为“科学与文化——好奇心、幽默感和创造性”。

“现代科学是在文艺复兴中产生的，科学根植于文化的土壤。”汪品先首先从现代科学的起源说起，他说，许多国家设有“艺术与科学院”，将科学与文化两者放在一起，科学和艺术的共同点，都是创造思维、创新冲动。比如，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人物的达·芬奇，近来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因为他留存的6000页手稿与插图涵盖众多学科领域，仅解剖学的图画就达200多页，但并未发表，因此甚至有人说创立现代科学的不是牛顿，而是达·芬奇。再来看我国，情况则不然，从科学院到高考均实行文理分家，导致中间出现断层，而断层牺牲掉的正是“创新”。在汪品先看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法，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的地位，但是科学又属于文化范畴，所以科学既是文化又是生产力，“我们过度强调了物质，冷落了科学的文化方面”。

汪品先说，科学对社会的贡献既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也包括无形的精神升华，为此，科学家的工作不可能单纯用“产生多少价值”、更不能用“拿到多少经费”来衡量，“科学的土壤是文化，而且是先进文化。假如科学家失去文化滋养、缺乏探索驱动的科学研究，只能做技术改良，难以有创新突破”。

以布鲁诺、魏格纳为例，汪品先说，回顾科学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科学家不但几十年如一日、如痴如醉地潜心探索，甚至可以为追求真理而献出生命。许多重大的发现，研究者本人一没发财、二没当官，生前潦倒一世，身后才被追认，“这与今天我们按论文数目发奖金、科研立项时就盘算着得几等奖的科技‘文化’相比，相去何止千里！”

“我们从来都是把科学描绘得太严肃了，学生一说科学就是考试。”汪品先说，科学本来是“好玩的”，既“有用”，又“有趣”，而“有趣”这点说得太少。而真正的原始创新往往是源于“有趣”，“我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有用，那我太高兴了；如果没有用，我还是要研究，因为解决不了我睡不好。”汪品先指出，科学创造往往伴有“幽默感”，他认为，在我国的科学交流中，活跃气氛不足，拘谨呆板有余，严重缺乏幽默感。

而科学表达中的“幽默”，有助于思想的表达、传播的效果和争论中的主动处境，“具有突破性的科学思考，和文艺思考之间在创造性上并无区别。”

“深层次的创新要求有文化基础，‘源头创新’是一种文化行为，和文艺创作有共同的特点。”汪品先认为，以中国之大，想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改变社会发展的模式，就不可能学小国走取巧的途径，必须形成具有创新能力的群体和社会，要求建设“创新文化”。汪品先还痛斥了时下的学术造假行为，他认为这正是“过分强调科学带来的利益，过分忽视科学的文化本性”所致。他说，科学不是竞技，更不是赌博，科学是文化，如果科学缺乏文化基础，科技创新的能力不仅不能发展，科学造假之类的“学术不端行为”就可能出现。

科技和文化间的断层，十分不利于创新思维的发展，断层的成因何在？在汪品先看来，除政策之外，还在于“缺乏两者之间的桥梁，缺乏文化人的科学兴趣和科学家的文化素养，缺乏‘两栖型’的人才”。这类人才在发达国家产生着巨大的社会效应，而我国至今对此仍缺乏认识。

最后，汪品先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我们的责任是在当代科学和华夏文化之间架筑桥梁, 还自然科学以文化本色, 赋传统文化以科学精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的相互交融，是科学创新的最佳土壤。”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青年教师肖文申老师说：“汪先生以八十高龄主动为学生开人文素质课，为我们青年教师树立了榜样。振兴中华需要软实力，我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注重引导年轻学生寻找科学中的乐趣，培养他们的科学创新精神。”为了供选课的同学对这门课有所了解，汪品先还专门给同学们写信，对课程作简要介绍。他在信中这样写道：这门课并没有“要考的”知识，也不教你“有用”的技巧。这门课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多想想。它将向你鼓吹科学就是文化，科学创新要有文化元素。文化，要注入科学进展的新鲜血液；科学，要点亮文化积累的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