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下的一些文章与影视作品中，常将民国时期的北京统称北平，顺带认为既然城市换了名字，北京大学也理应改名为北平大学。事实上，北京城并非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叫北平，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也不是一回事，相反，二者还有着一段并不广为人知的分合往事。

 

北京大学的亡校

 

1920年代的北京有“国立八校”之说，指的是北大、师大、女师大、工科、农科、医科、法政、女子大学等八校，后来又加上艺专，统称“国立九校”。各校师生在五四运动等重要事件中同谋划、共进退。1923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愤然辞职，出国考察历三年之久，此后逐渐淡出北大，蒋梦麟第三次出任代理校长。此时的北京，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军阀混战频仍，教育经费常被侵占，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国立九校组织教职员联席会发起“索薪罢教”运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教授学生更是人人自危，大批北大学人南下厦门、广州、武汉、上海等地。代理校长蒋梦麟也被军阀列入黑名单，逃到东交民巷，和一同出逃的地质学系教授朱家骅等躲在六国饭店长达三个月，之后悄然离京南下。北大一时风雨飘摇，元气大伤。

 

 

北大校长蔡元培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直系主力全军覆没退出北京，奉系张作霖实际上控制了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京政权。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被各路军阀推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行使大总统职权。20日，任命刘哲为教育总长。8月6日，北京军政府大元帅令：将国立九校合并组建国立京师大学校，校长由刘哲兼任，宣布办学宗旨为“保存旧道德，取法新文明”，并提出强迫读经、禁用白话文、禁止集会请愿等“开历史倒车”的规定，企图摧毁北大这一新思想和革命的大本营，北大陷入亡校危机。1928年北伐胜利，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退回关外，两天后被日本关东军陷害于皇姑屯。6月6日，北伐军进入北京，刘哲等随即逃散，合并不到一年的京师大学校解体，各校纷起要求复校。

 

大学区制的试行

 

1928年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改“北京”为“北平”，设立北平特别市，由行政院直辖。当时，蔡元培、李石曾提议效仿法国教育制度，以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和教育行政机构，以大学区为地方教育行政单位，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批准，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颁布《大学区组织条例》，于1927年夏季先在江苏、浙江试行。李石曾是晚清重臣李鸿藻第三子，早年留法，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对法国学制情有独钟。1920年，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创办北京中法大学，大学本部包含大中小学三级教育，有数校之多，校区分散各处，综由大学校长负责，已在试行“一个小型的大学区制”。（李书华《碣庐集》）蔡、李二人是多年好友，又有共同旅法的经历，此时有感于国内教育行政官僚化的弊端，为实现教育独立的理想，遂倡斯议。

 

 

国立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

 

1928年，蔡元培在国民政府第七十次会议上提议：“北京大学历史悠久，上年北京教育部并入师范等大学，改名为京师大学。现在国府定都南京，北方京师之名不能沿用，拟请改名北京大学，并选任一校长，以责专成。”可见蔡元培此时是想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合并北京国立各校，但大学院大学委员会易培基、吴稚晖、张静江等事先商定将京师大学改名为“中华大学”，得到与会多数人赞同。蔡元培本有意兼任校长，但经亨颐、易培基、张乃燕、吴稚晖等皆支持李石曾担任中华大学校长。大学院遂任命李石曾为校长，以李书华副之。1928年9月再设立北平大学区，将甫命名两个月的中华大学又改为“国立北平大学”，仍以二李主其事。

 

北京大学的复校运动

 

根据《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大学区以北平政治分会所管辖之区域，即河北、热河两省，北平、天津两特别市为大学区。将北平、天津、保定三城内各国立学校整合院系后，统一合并成国立北平大学，规模远超前京师大学校。这样冒然以行政手段强行合并与近乎乌托邦式的制度设计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三地各校以及河北省教育厅的群起反对，其中以北大学生反抗最为激烈，学生们建立了“复校团”、“救校敢死队”等组织誓死护校。11月29日，500多名北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举北大校旗，手持“反对大学区制”、“北大独立”的旗帜，来到怀仁堂西门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请愿，遭到拒绝接见后群情激愤，砸了“北平大学办事处”和“北平大学委员会”两块牌子，又到李石曾住宅示威。12月1日清晨，数百名军警护送接收人员分赴北大文理法三院准备武装接收时，又遭学生群起反抗，李石曾当即威胁北大学生，有“本大学奉国府令组织，如违抗即反国民党；保存北大旧名，有封建腐化之嫌”等语。最后经吴稚晖、蔡元培等出面调停，教育部做出让步，同意北大原有三院组织并不拆散，名称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经费以北大时期最高预算为标准。这样，在被迫停课九个多月后，1929年3月11日北大重新开学。

 

但是，北大的复校运动并未就此终止。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试行在各地遭到普遍抵制和反对，有鉴于此，192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下令取消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蔡元培推荐蒋梦麟为教育部长。1929年6月，国民党二中全会遂决议正式废止大学区制。北大学生会闻讯立即在各院改悬北京大学校牌并悬校旗一日志庆。7月10日，北大学院院长陈大齐应蒋介石之召，面陈北大校名因历史关系和国际信用，请求恢复原名，蒋介石当面表示赞许。随后学校评议会立即电请教育部照准。1929年8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将北大学院脱离北平大学独立设置，恢复为国立北京大学，这样在历经两年的动荡之后，北大的复校独立运动取得完全成功，并成为此后二十年间北平城内唯一冠名“北京”的学术机关。

 

 

蒋介石发表演讲的北京大学第三院

 

其实，当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不久，蒋介石等于1928年7月6日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暂厝之地举行祭灵大典，10日即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军政要员李宗仁、吴稚晖、方振武、蒋作宾、白崇禧等均莅会讲演。7月17日上午九时，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以及邵力子、陈布雷等亲临北大讲演，当中说到，“今天兄弟至北大演讲，感到与到他处不同。因北大是中国新文化发源地，自五四运动以后，各地革命工作、民众运动，几皆以北大为中心。”“现北伐军事，虽告一段落，但革命则只能谓刚刚开端，今天到北大演讲，才是开始的第一天。尤希望学界同负此责任”并盛赞“北大是文化中心最高学府”。这些讲话无不显示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大局粗定之际，急需借助北大的象征意义来树立新政权的合法性，并谋求进一步以文化和精神统一中国的思想，北大独特的地位由此可见。

 

吊诡的是，李石曾提倡创办大学区制的初衷是为了克服政治对教育的干预，然而这位北大旧人趁大批北大学人南下之际，假此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之职，企图接管整个北平教育界，被批为“野心家包办北平教育之阴谋”。在此次冲突中，李石曾过分的权力欲让蔡元培感到厌恶，不但蔡、李二人关系恶化，进而引起有“商山四皓”之称的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四位党国元老之间的关系也出现裂痕。

 

国立北平大学的正式设立

 

继北大独立以后，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独立，改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独立，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其他各校虽继续谋求独立，但均遭否决，继续留在北平大学内。1931年2月7日，李石曾辞去北平大学校长，由沈尹默接任。2月9日，教育部令女子师范学院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合并，校名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女子学院改称“女子文理学院”。1932年8月，病理学家徐诵明接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1934年，艺术学院改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单独设置。1934年北平大学设女子文理、法商、医、农、工5个学院18个系和2个专修科，建制才告稳定。这五个学院的校址分散在城里各处，名义上虽然统一，实则仍然各行其是，各院均有相当独立性，俨然一个松散的联盟。经过此番调整，北平的高等教育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以上为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分合的第一回合。北大一度被迫并入北平大学，后又成功复校，北平大学这一名称在此过程中得以正式确立。其实，平大和北大可谓渊源深厚，平大师范学院、农学院的前身分别于1908年、1914年自京师大学堂脱离独立办学。工学院、法商学院、艺术学院的负责人俞同奎（北大1902级学生、化学系主任）、白鹏飞（北大法科教授）、徐悲鸿（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都是北大学人。医学院、法商学院利用了原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进士馆的校址创办。北平大学设立之初的主要负责人李石曾、沈尹默、李书华也都是原北大教授。北大作为第一所国立大学的意义和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

 

两个联大，不同结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平津失守。教育部决定将平津高校迁往内地并调整重组。将北大、清华、南开先迁长沙再迁昆明，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校长和教员多有通家之好，因此有“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赞誉，有关西南联大的历史功绩和传奇故事早已广为人知。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合影

 

而与此同时，教育部设立的另一所联大则长期默默无闻，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命“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同样指定三校校长徐诵明、李蒸、李书田为常务委员。为什么是这几所院校联合起来呢？北平研究院由李石曾、李书华等创设于1929年，脱胎于北平大学，以留法学人为主，与中央研究院南北呼应。战前北平研究院植物所和史学所已经先行迁陕并与当地开展合作，李石曾、李书华两人同时做过北平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的负责人，北洋校长李书田是李书华胞弟，而师大则“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不就西南联大。不过后来北平研究院并未参与该校，而是另择昆明落脚。

 

1937年底，太原失守，潼关告急。1938年3月，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令临大再行南迁，全校师生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历经半个月时间行程500多里，抵达陕南汉中，最终安置在城固、南郑、勉县三个县的六个地方。1938年4月3日，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但西北联大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多，7月27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命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北平大学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1939年8月8日，再令剩余的西北联大部分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并将其中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也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于1939年4月奉命再迁至2000里外的甘肃兰州。至此，西北联大一分为五，原来北平大学的五个学院被分到四个新建的独立设置的学校。

 

 

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

 

教育部为什么要把西北联大五校分立？主要考虑在于战前全国高等学校分布极不均衡，西北各省竟无一所国立大学，同时国内开发西北的呼声日渐高涨，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有感于此，早在1935年就有将北平大学“迁移西北”的提议。因此在设立西北联大之初，国民政府行政院就确定了“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的方针，而将各校分立就能“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为防日后复校起见，教育部在撤销北平大学建制的同时一并收缴了学校的关防印信。教育部长陈立夫说：“西北联大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1940年6月他到西北大学视察时的题词“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更是将这种理念表露无遗。这样，除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等实现复员以外，北平大学则永远留在了西北。

 

实际上，抗战胜利以后，上述各校原本都有复员计划，但结果却大相径庭。这背后的影响因素既有学校声誉的区别，更有各校校长、教授和校友所能动员资源的差异，是一个隐性而又动态的机制。北大、清华、南开在战前就已声名远播，北大校友在政学两届早有“北大派”之说，除了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具有全国影响的学界领袖以外，1944年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也是原北大教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先后担任过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和考试院院长，1975年4月5日深夜蒋介石病逝于台北，当天早上蒋经国来请安时，蒋介石还向他问起张伯苓先生百年冥诞之事，南开系列学校培养出的吴国桢、周恩来更是国共两党的重要政治人物；北洋校长李书田具有强烈的北洋情结，由他亲自动员校友王宠惠、王正廷、茅以升等组成复校筹备委员会，1938—1944年间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与李氏同为北洋1917级校友，在这样强大的背景下，北洋工学院不但成功实现了复员天津，而且一举复名为全体校友殷切期望的国立北洋大学。反观北平大学，合并时间既晚，组成各校又各自为政不能形成合力，二李以后的校长都是纯粹学者，校友也鲜有政界要员，这样该校的复员就只能靠学生请愿，其影响力可想而知，注定无法左右政府既定议程。

 

沦陷区的“伪北大”

 

北平沦陷以后，日寇纠集平津等地“维持会”在北平成立伪临时政府，以北平为“首都”。1940年汪伪“中央政府”成立，决定取消北平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1938年2月4日，汤尔和任北平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利用原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等校的部分校舍和设备，成立所谓“国立北京大学”（一般称“伪北大”）。从1938年到1941年先后设立农、医、工、理、文、法六个学院。教员以中国人居多，但日本也派了大量日籍人员到校。中国籍教员中有甘心附逆者，但大多数人因年老体病不便南迁或为生计所迫出于无奈。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在北平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以陈雪屏为主任，将该校六个学院的学生编入六个分班。南迁昆明的北大复员工作由代理校长傅斯年主持，对于伪校教员，傅斯年坚持“汉贼不两立”，一概不予聘用，毫不妥协，以保持北大的爱国传统。对于学生，傅斯年则表示同情，称“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这样，学生们经过甄别，同时补习成绩合格者得以进入北大。

 

战前北大原有文理法三院，战后在傅斯年主持下一举扩充为包含文理法医农工在内的六个学院。北平大学未能复校，其在北平的房产由北大接收。北大新设的农、医两院利用了原北平大学的校舍和设备，但院长和教员则一律由北大重新聘用，一切从头办起。1946年五六月内，原北平大学校长李书华到好友傅斯年家中拜访，谈话之间傅斯年不无得意又半开玩笑地向李书华说：“当年你们想把北大吞并到北平大学去，没有成功；今天，你们所设的工、农、医三学院却都归并到北大来了。”（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

 

北平大学的尾声

 

 

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毕业合影

 

战后原北平大学工学院校友眼见复员无望，决定联合沦陷区伪北大工学院校友会，致电教育部请求恢复为“国立北京工学院”，遭到拒绝。校友们再做变通，上书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求将沦陷区伪北大工学院改设为“北平大学工学院”，企图“借校还魂”，再遭拒绝。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由沦陷区伪北大改设的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六个分班中，唯独由伪北大工学院改设的第五分班没有被北大接收，当时代理校长傅斯年以校舍设备简陋为由婉拒。最终，由傅校长提议，由同是工科性质的天津北洋大学接办，定名为“北洋大学北平部”。第二年又发生平部迁津与归属风波，一时闹得沸沸扬扬。1947年7月16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快刀斩乱麻，直接下令将其“拨交北大接收办理”，北平大学从此彻底成为历史。多数校友已经接受这一既定事实，原平大工学院、农学院等校友相继与北大校长胡适联系表示愿意加入北大校友会，原纺织学系在上海的几位校友还亲自拜访胡适请求北大从速恢复纺织学系，均获许可。北大方面对于平大校友充分尊重，胡适更是以一句“咱们的学堂”的大智慧化解了原北平大学校友的心结。

 

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渊源深厚，两度分合。其实，战后北平大学除了将部分校舍和设备并入北大以外，其主体部分已经扎根西北，北平大学的血脉已经融入了今天的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校。七十年前，北平大学虽然未能复校，却为国家战略和教育布局做出重大贡献，实现了当初西北联大校歌中所希望的“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名医弱者雄”。新的时期，北平大学的众多继承学校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以“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