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说明：演讲结束后，天野浩教授在现场拍照留念。摄影：唐淳

文|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王闲乐

LED是发光二极管的英文缩写，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生活中随处可见LED灯的身影。但你知道吗，早在上世纪中叶，红色、绿色发光二级管便已问世，但要将发光二极管用于照明，还必须发明蓝色发光二极管。因为只有红蓝绿三原色，才能产生照明用的白色光源。无数科学家前仆后继，投入到蓝色发光二极管的研究中。

直到1989年，在日本名古屋大学工作的物理学家赤崎勇、天野浩才首次研发成功。上世纪90年代初，美籍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也研制出了蓝色发光二极管。与名古屋大学团队相比，他发明的技术更简单，成本也更低。他们三人也因发明“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荣获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对这项发明给予极高的评价：“白炽灯点亮了20世纪，21世纪将由LED灯点亮。”

3月11日下午，应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上海市白玉兰奖获得者日本联谊会的邀请，天野浩教授来到上海，在科学会堂国际会议厅举行了一场名为“照亮世界的LED——寄语中国年轻基础科学研究者”的演讲。

在演讲中，天野浩分享了自己研发蓝色LED中面对的挑战，畅想了未来LED开发的前景，并对中国的年轻基础科学研究者表达了自己的期望。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家得主天野浩教授在上海科学会堂国际会议厅举行主题演讲。摄影：唐淳

演讲结束后，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了天野浩教授。

从来不是“学霸”，没想到能获诺奖

虽然在那几年，“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获诺贝尔奖的呼声一直十分高涨，但天野浩始终认为，诺奖和自己没有关系。在演讲中，他称自己的老师赤崎勇“非常有名气”，中村修二为“超级名人”，而在自己的照片上，他用中文打上了“完全没有名气”几个大字。“那时日本媒体对我的要求是，在我的老师获奖之后，作为学生发表几句感想。”

所以，天野浩完全没把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放在心上。揭晓时，他正在名古屋飞往德国法兰克福的飞机上。机上没有广播，到了机场后，他发现自己收到了很多祝贺邮件。“但是这些人啊，都没说为什么祝贺我，所以我就当垃圾邮件删了。”随后，他在机场转机前往法国里尔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从早早守候在里尔机场的日本媒体口中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天野浩大吃一惊。应主办方邀请，天野浩临时准备了一场演讲，不过他说，自己当时晕乎乎的，完全不记得讲了些什么。“我就记得，名古屋大学的理事告诉我，回来的时候可以坐商务舱了。”

看起来，天野浩真的没把获奖当回事。回到日本后，他便去参加了学生的婚礼，又耽搁了2天才回到研究室。这时，他才发现有一封来自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邮件。“邮件警告我说，你电话打不通，邮件也不回，这样下去我们就只能取消你的获奖资格了。”

吓了一跳的天野浩，急忙给诺奖评委会打了电话，因为是周日，所以无人接听。第二天一早，他又打了一个，还是无人接听。“我想了很久，突然反应过来，瑞典和日本是有时差的。”

“各位年轻人，一定要早早做好得奖的准备，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天野浩这样告诫年轻的科研工作者。

天野浩在演讲结束后，接受媒体采访。摄影：唐淳

即使到现在，天野浩依旧认为，自己在科研上谈不上什么天赋。他告诉解放日报·上观记者，自己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霸，从小学开始就成绩平平。“小学和初中几乎都在玩，没怎么学习，高中时就读的也不是当地最好的高中。”天野浩回忆道，只不过，高中时他突然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想，其他人在数学方面应该都比不上我。”

享受科研的乐趣，一年工作364天

天野浩读大学时，国际上对蓝色LED的研究正好陷入了一个瓶颈期。如何提取高纯度的氮化镓，是攻克蓝色LED的关键，也是困扰所有研究者的难题。天野浩对这项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段时间真是忙碌啊。”天野浩回忆道，1982年本科毕业后，他进入了赤崎勇的研究室，专心从事蓝光LED的研究工作。“每天10时左右到实验室，夜里2、3时才回来休息。”天野浩说，一年365天，他大概花了364天在工作上。

“辛苦吗？不，我当时非常享受，一点都不想做别的事，这可是我的梦想。”从本科四年级开始的3年间，他全身心投入到氮化镓结晶的提取上，却一无所获。此时，天野浩的家庭不再给他提供学费，若不是获得了奖学金，他都没钱支付读博士的费用了。“不仅是我，整个实验室都没钱了。”购买实验装置需要约1亿日元，但当时实验室的经费只有300万日元，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自己动手制作实验装置。

因为专注于这一项研究，天野浩没能在读博期间发表3篇学术论文，也就不能毕业。但导师赤崎勇依旧邀请他，在实验室中担任助教，这才让他得以继续自己的研究。

在最困难的时候，天野浩说，赤崎勇就像大海中的罗盘一样，指导着他前进。赤崎勇也是一位执着的研究者，最初，他在一家企业的研发中心工作，但该企业的领导不愿再为蓝光LED这个项目投入资金，便劝他放弃。于是，赤崎勇便转到名古屋大学继续从事研究，并提出运用MOVPE（金属有机化学气相沉积系统）来提取氮化镓，这个方法后来被证明是有效的。

“博士首先要是一个绅士。”天野浩说，这是赤崎勇常常告诫他们的一句话，“老师的意思是，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弃，一定要做到最好。另外就是，平时不管面对谁，都应该彬彬有礼。”

寄语年轻科研工作者，迷茫时想想为何出发

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上世纪80年代末，研究室突破了技术上的壁垒，提取出了高纯度的氮化镓。“我那时候特别高兴。”天野浩说，“当时我应邀到北京参加一个冷光LED的研讨会，我觉得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大家承认了。”在随后的晚宴上，开心的天野浩喝了个酩酊大醉，以至于他现在除了记得那晚喝的是茅台酒之外，其他事情都想不起来了。

从本科到博士，天野浩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完成蓝光LED的研究。在他看来，24到30岁是从事科学研究最好的年华。“年轻人就应该趁着这个时间，多投入做些研究。”今年57岁的天野浩坦承，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已经无法像年轻时那样疯狂地投入工作。如今，他多以导师的身份，指导学生做实验。

“科研工作持续时间很长，充满未知数，也不知道能不能出成果。对于年轻人来说，常常会有一种迷茫的感觉。”天野浩说，“这时你们一定要想想，当初是为了什么走上科研这条路。就算获得了诺贝尔奖，也不意味着这条路走到了尽头。”

他说，自己最初痴迷于蓝色LED的研究，其实是想将其应用到显示器上，这也是他坚持下来的动力。“科学工作者就是为了世界的进步而努力。”天野浩说，“科学和技术是消除贫富差距和恐怖主义最好的手段。就像LED一样，它改变了世界，而且还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不过，改变世界有时也会带来烦恼。在采访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之前来过上海，还坐游轮观赏了黄浦江的夜景。”天野浩抱怨道，“可是两岸的灯太亮了，完全没有夜晚的气氛。”

一旁有人提醒：“这都是拜您的发明所赐啊。”

“哎？说的也对。”天野浩摊了摊手，一脸无奈。

叫好科创中心，要让人才能投入到长期研究中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17年间在自然科学领域共有17人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成绩在同时期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在天野浩看来，其实繁荣背后，隐忧一直存在。

“大家都在说日本的科研有多好，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科研制度比日本要先进。”天野浩说，他虽然没有留过学，但和欧美的大学有过合作，所以能感觉到日本的高等教育过于宽松。

演讲现场，来自沪上高校的大学生与天野浩进行交流。摄影：唐淳

在他的实验室里，也有一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接触之后，他发现，中国的学生掌握的知识非常扎实，但是做实验的能力有所欠缺。但只要度过了一段适应期，他们的表现就会非常出色。“和欧美，包括现在中国的一些大学比起来，日本的大学教育简直可以用放任自流来形容。”

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应用科学，也令天野浩十分担心。“在30年前，日本的很多企业都有自己的中央研究室，但由于经济不景气，现在它们大多去从事应用型研究了，基础研究的任务落到了大学的头上。”他坦言，基础科学研究十分重要，对社会的贡献不比应用科学差。

“好在现在日本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设立了专门的经费，可以让科学家自由支配。虽然现在数额还不多，但在不断增加。”

当记者告诉他，上海的城市规划中有个目标是“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时，天野浩连声叫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规划。”他提出，科创中心在预算、人才、设备方面要有比较完善的体系，其中人才是最重要的。

“要有一定的保障制度，让人才有精力投入到长期的研究中。”天野浩说，“对年轻工作者来说，长期研究是非常艰难的。缺少保障的话，会让想做研究的人越来越少。”

（文中图片均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