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晶晶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工作者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而老科学家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活档案”。他们跌宕起伏的学术人生，不仅创造和诞生了一大批卓越的科技成果，更是中国科技波澜壮阔的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9年“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下文简称“采集工程”）正式启动。“采集工程”由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正式启动，中国科协牵头，联合中组部、财政部、中国科学院等相关部门共同实施。“采集工程”是一项抢救性工程，旨在通过口述访谈、实物采集、录音录像等方法，把反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历程的关键事件、重要节点、师承关系等方面的资料保存下来，为深入研究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宣传优秀科技人物提供第一手素材。

实施近8年来，已有约480位老科学家接受采集，全国220家单位、超过3000位工作人员投入采集工作，采集整理并入藏资料22万余件，其中包括实物近9万件、高清视频5249小时、音频6042小时，为中国现代科技史积累了丰富宝贵的原始资料。

一项刻不容缓的抢救工程

越来越多的老科学家与世长辞，带走的不仅是人们的思念，更是中国科技史的一部分，抢救工程刻不容缓。根据2009年年初中国科协对两院院士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科学院当时在世院士687人，在世的687名院士，平均年龄达到74.8岁。其中，90岁以上的66名，85~89岁的64名，80~84岁的85名，合计占到中科院院士总数的31.3%。中国工程院在世的712名院士，平均年龄也达到73.5岁。其中，90岁以上的16名，85~89岁的36名，80~84岁的88名，占到工程院院士总数的19.7%。而当时每年去世的院士都在20人左右，其中不乏资深院士。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曾如此写道：“面对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除了对他们的辞世感到深深惋惜，更多的是感到心头沉甸甸的责任。如不抓紧时间采取行动，留给我们的只能是一个又一个遗憾。”

就当时来看，并没有集中讲述科学家学术成长的出版物。大多书籍和文章中重成就、轻成长。这种情况有些遗憾，王春法表示：“对于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和师承关系，如何萌生出学术研究的最初萌芽，如何在科学探索的崎岖小路上逡巡探索，如何在茫茫黑夜中迸发出科研成功的灵感火花，如何披荆斩棘直达成功彼岸的坎坷经历，社会大众往往并不清楚，甚至少人问津。”

对于“采集工程”的重要意义，王春法从四个方面作了概括。首先，理清中国科技界学术传承脉络。“看一看新中国科学传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脉络、什么样的过程”，将此脉络和过程理清之后，对于创新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培育，将大有裨益。其次，保存一批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文献，为做好科技宣传工作提供素材。“每个老科学家的成长都像是一个谜，他的去世就意味着谜底的消失；对于新中国科技发展史而言，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了一位宝贵的历史亲历者。”第三，回答钱学森之问。通过梳理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历程，看他们成长过程中有哪些关键人物、关键事件、关键因素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有助于对科技人才成长规律有一个准确全面的把握。第四，把党对科技工作者的关怀送到老科学家心坎上。

采集小组是如何“炼成”的

“采集工程”启动将近8年，有3000人参与采集工作，最多的时候同时有200个采集小组在工作。“采集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张藜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小组的人员数和构成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是优先选择老科学家身边的人，对其进行培训，更好地完成采集工作。

“为了避免方言之类的问题，我们尽量让来科学家身边的人来采集。由老科学家的弟子、秘书来承担采集工作，是比较理想的状况。因为采集的面太广了，所以组织模式也是多元化的，并不统一。”

张藜介绍说，一个采集小组最基本的构成，首先要有理解科学家学科专业的人，还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其一生经历或具有科学史专业背景的人。“这是核心的组成部分，有了这些你才好给他有一个共同的起点，才好做访谈、有计划、有目的去搜集那些资料。”除此之外，因为涉及档案专业、情报、特殊文献这些专业内容，“所以要达到采集小组的最佳配置，最好还有一个懂得情报档案编目工作的人”。

为了采集工作的顺利开展，每一年度都要为新参与的采集人员开办培训班，有一套完整的采集流程及规范要求。从采集资料的种类上看，主要包括三大类的内容：口述资料、实物资料和音像资料。

其中口述资料又包括直接口述和间接口述两部分，采集人员需要直接向老科学本人，以及了解老科学家学术生涯不同阶段和不同侧面的亲人、同事、助手、学生等，补充讲述老科学家的经历。因为老科学家年事已高，采访规范中特别强调，访谈要不影响受访者的身体，而且每次采访时间不宜过长，特别受访者在回忆到一些事情时情绪可能激动，对身体有影响，这时采访者应当适当控制一下不要继续采访，以免影响受访者身体。

张藜详细介绍了采访拍摄的一些要求，她说：“对于访谈氛围要有一个相关的设计，包括灯光的角度，还有机器架设。这里其实有个悖论。如果我是一个纯历史学的访谈人的话，我不希望有那么多的干预，我希望是两个人慢慢地谈、静静地，这样不会对受访人有干扰；但如果真这样很随意的话，又达不到采集要求的质量，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质量能够保存下去。这样我们就有一些折中，比如说高清的视频要达到多少。而对于深度挖掘性访谈来说，只采集音频就可以，就不需要再带那么多的团队、架很多的机器。此外，我们还要求拍一些活动场景，比如老科学家在实验室或者是在课堂上。这也是“采集工程”的复杂性所在，各方面都要协调。但是还是有一些科学家很有保存历史的意识，他们的经历和品德令人感动。”

细分的话，采集资料分为15类，分别是：口述录音整理资料、传记类、证书、证章类、信件类、手稿类、著作类、报道类、同行学术评价类、视频类、音频类、照片类、图纸类、档案类、其他与老科技工作者学术成长过程有关的资料，以及采集成果类。

张藜表示，在整个“采集工程”中，都特别强调原件的收集工作。“像工作笔记、书信等是我们最为看重的，是“采集工程”最大的成就和积累。口述史料和这批实物资料也是将来对学界、对社会最有贡献的地方。”在过去7年的采集工作中，已经收集到一批非常完整、非常有研究价值的资料。

光荣的荆棘路

对于采集规范的重视一直贯穿整个采集工作。张藜说：“我们在工作指南上每一步都写得非常清楚，采集小组的人员资质至少要涵盖哪些、任务书的标准格式、需要小组认真思考填写的，我们都给标出来。就用这样的模式，包括访谈该怎么做，一步一步地教、提供范本，传记该怎么写。”

而这给“采集工程”增加了另一个层面上的意义。很多承担采集任务的机构反馈，这套流程变成自己采集资料的规范、人物收藏的一个标准。但与此同时，也有另外一个没想到的问题出现：采集资料的归属问题。有些采集小组所在单位要保留在本单位里。

“作为个人来说，这种情况可以理解，现在科研条件越来越好，每个机构都会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历史，这是件好事——“采集工程”推动了大家重视资料的保存、珍视历史。希望而且相信，等国家层面的科学家博物馆建设完成后，它将具有更强的凝聚力，会有更多的科学家愿意把个人资料捐赠给国家，让它们成为国家的记忆、国家的财富。”

对比国外口述史的发展，“采集工程”的工作质量和内容都不逊色。今年5月张藜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会，专门去了口述史学科的发源地——哥伦比亚大学口述中心。“很感慨，我们的国力财力和大多数采集人员的能力以及保存的物质条件并不亚于它，但是我们确实会面临着一些非学术的影响因素。因此，在“采集工程”的制度设计中，在前期起草采集工作指南的时候，就尽量充分考虑到各种影响因素，并且在这些年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去调整，以最为有效地保障采集工作的稳步推进。”

从内容上看，“采集工程”的重点任务之一——口述访谈也有一些值得总结之处，最突出的就是站在何种立场来进行采集。

“到底是本着尽可能地尊重受访人和尊重历史的态度，记录下这段历史；还是预设了某些史观因而肢解了访谈中的部分内容来为我所用？我认为从事科学史研究需要持一个客观的立场，不带任何引导和情绪。因为访谈的时候，如果访谈人去引导的话，是会获得一些表述，虽然我们不能说这种表述是假的，但实际上已经是访谈人给它限定了一个范围和方向。所以在培训采集人员的时候，我们会一再强调：对于所有的访谈资料一定要慎重对待，特别是涉及到对某些问题、某些事件的看法和评价的时候，一定要更为充分地去分析。这是口述史工作的难度所在。”

这也是为何要进行间接访谈的一个原因。“在培训访谈的时候，我们会告诉采集小组，不但要听取老科学家本人的表达，还要充分进行周围人士的访谈，包括去访谈在学术上有分歧的人。也就是说，访谈时我们要以同样客观、严谨的态度来对待任何一种讲述和观点，而不是选择性地只接受或发表一种观点。比如，若干人即使经历了同样的事件，但由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专业领域不一样、涉及的工作面不一样，那么对这一同样的事件，他们也会形成各自不同的看法和认知。”

“对于采集小组而言，我们一直努力坚持的规范，是每一份访谈稿都要经过后期的细致整理，一方面不能随意改动记录，另一方面要以注释的方式把访谈中存疑的内容进行分析，或者是通过其他文献资料来进行考证。这样才能够获得一份相对真实、准确的口述资料。特别是当存在着一些重大疑问的时候，就一定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加以考证。记忆不一定准确，这完全是正常的，而我们要做的工作，是通过严谨规范的整理和考证，尽量留下一份信史。”

对于“采集工程”传记丛书的研究和写作，“采集工程”一直坚持摈弃文学创作的方法。“有一些科学家传记写得像小说一样，可读性非常强，但这不是“采集工程”的目标。“采集工程”的科学家传记丛书，依据翔实的资料，充分使用口述、档案等各类文献，使其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文献。”

截至目前，“采集工程”已经完成了将近500位老科学家的采集工作。但对于仍然活跃在一线的科学家尚未进行采集。“现在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资料越来越单一化，都是在电脑里了。当年人们写一封信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感情，现在的电子邮件都是工作性质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将面临难题——研究的对象单一了，比如现在所有的工作、交流、活动全靠手机、靠微信。同样，我们收集到的手稿，当数字化后放在网上、印在展板上，它的视觉震撼力的确远远不如那一张张泛黄的图纸就摆在你的眼前。2013年底在国家博物馆展出“中国梦·科技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时，我们挑选展出了一批老科学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课堂笔记、西迁到昆明等西南一带以后的野外考察笔记，观众的反馈非常好，因为它们鲜活地呈现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困苦执着于科学的精神。”

作为“采集工程”的核心成员之一，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罗兴波一直在协助张藜的工作，从工作流程和规范的制定，到采集人员的日常管理和业务咨询，可以说事无巨细。他在采访中告诉记者：“‘采集工程’刚启动的时候，主要工作是抢救性采集，最近两年已经有了一些转变，开始对采集资料进行研究和开发。2013年我们在国家博物馆进行的科学家主题展，现在还在全国巡展，得到了很多好评，这个展览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采集工程的素材。目前采集到的大量资料，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也是传承科学精神、弘扬科学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内容基础。”

1910 年丁文江送友人秦汾归国所写的一篇序文（首页），列举了当时留学生的几种境界，认为最高者应当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留心世事”，以求“归报国人”，认为“吾辈幸得入科学门”，应当归国“振学风、立学制，为吾国民立万世求学之基”。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课题组供图）

郑儒泳院士捐赠的部分手稿

链接

哪里能看到这些珍贵史料？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实施方案》，中国科协于2010年7月与北京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依托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共同建设馆藏基地。

目前，北理工馆藏基地已经建成国内首家以科学家为主题的集存储、展示、数字化处理为一体的空间。截至2017年5月，已有331位科学家和两个科学家群体的资料进入馆藏基地，包括科学家钱伟长、钱三强、何泽慧等，实现了对我国优秀老一辈科学家学术成果和科学思想的抢救性保存，在国内外科技界和史学研究领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影响。

2016年初，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网络版已经上线运行。网络版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以采集工程为基础，分为公众版和学术版，系统准确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科学家的学术贡献、科学精神及感人事迹，今后还将为专业研究人员提供可靠的文献和资料查询。

早在2012年，随着采集工程的稳步推进，采集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既已开始酝酿实体博物馆的建设，并曾到位于中关村科学城的特13楼、特14楼——钱三强、郭永怀等老一辈科学家居住多年——等处实地调研，希望能将科学家博物馆建设与共和国科技史上标志性建筑的保存相结合。

2016年3月，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已经国务院正式批准立项，其中包括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实体馆）。据悉，这将会成为世界第一家以科学家群体为主题的博物馆，预计在2020年前后建成开馆，采集工程中的珍贵资料将在这里永久收藏和集中展示。

按照计划，即将建成的科学家博物馆，会是一个具备博物馆完整功能的场馆，从存储、收藏、研究、展览到开展学术交流和公益性活动，打造科技工作者的情感家园和精神殿堂。（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