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即将过去的2017年，农业领域政策频出、热词不断。这一年，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大力扶持“三农”的政策背景下，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大量拥入，促进农业现代化驶入快车道。农业品牌、畜禽粪污治理、“一带一路”、农村“双创”、精准扶贫、国民营养健康……这些关键词正诠释着中国农业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机会。

新的征程，始于节点之上的回望。从本期开始，《农业周刊》推出年终特稿，分为上下两篇。我们期盼与读者共同关注这一年，有哪些农业领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又有哪些变化会影响到你我的生活。

现代农业进入品牌时代

■本报记者 张晴丹

今年年初，农业部发布了《关于2017年农业品牌推进年工作的通知》，将2017年确定为农业品牌推进年。这一年，农业领域刮起了一阵强有力的“品牌风”。

2017年即将谢幕，回顾这一年里，国内举办过农业品牌发展大会、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中国农业品牌百县大会、设立“中国品牌日”等品牌推介活动，推进系列化、专业化的大品牌建设，多地涌现出杰出的区域品牌代表，农产品找到了销路、卖出了好价钱，农民越过越富裕，农业品牌的打造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我国农业已进入品牌时代。”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说。

品牌建设赋能农业供给侧改革

此前，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开篇首句就鲜明提出：品牌是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代表着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升级方向。

再看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品牌发展的指导意见》，品牌、农业、供给侧改革，三个关键词交汇，将中国农业的发展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屈冬玉指出，品牌意味着声望和美誉度，对于农业发展意义重大，能够提升农业产业和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更是新时期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抓手，是加快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国农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

为什么将2017年设为“农业品牌推进年”？农业品牌建设将在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由于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土地污染日趋严重、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失、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能力等，高品质、绿色、有机农产品仍难以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的迫切需求。

科研人员把脉中国农业发展发现，实际上，我国农业产业的竞争力现状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很不相称。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资源配置合理，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以农立国，品牌强国”目标，是必要且迫切的，是解决中国农业发展突出矛盾的一剂良药。

成功品牌案例层出不穷

过去几年，各级政府密切关注农业现代化，积极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品牌。我国已经有诸如“丽水山耕”“毕节珍好”等区域公用品牌的成功案例，为我国农业品牌创建提供了重要参考。

“‘丽水山耕’品牌与新时代的发展方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紧相扣。”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胡晓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12月8日，“丽水山耕”国际认证联盟在丽水成立，标志着“丽水山耕”农业区域公共品牌认证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开展“丽水山耕”品牌认证旨在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丽水山耕”产品累计销售额达到60余亿元，产品溢价率达33%，为丽水的精准扶贫、农民增收乃至乡村振兴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2月15日，“2017年中国毕节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战略高峰论坛”在贵州省毕节市召开。分享了农业公共品牌培育、管理与传播等方面的成果，努力推动毕节市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乌蒙山宝·毕节珍好”进一步提升影响力和价值内涵。

这个公用品牌是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在2004年为毕节市量身打造的贵州省首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这是推动毕节农业产业升级换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极为重大的举措，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总体来讲，打响这一区域公用品牌，符合毕节客观实际，有利于我市打造农业生态牌，实现品类创新、品质创优、品格创特、品位创高。”毕节市副市长王一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在“乌蒙山宝·毕节珍好”公共品牌引领下,毕节市共获得中国驰名商标2件、贵州省著名商标65件、贵州省名牌产品61件，地标认证产品30件,毕节核桃、威宁苹果、织金竹荪、大方天麻等一批生态农特珍品深受消费者青睐。

定位国家层面促进品牌“走出去”

“品牌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品牌就是硬实力、软实力”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农业品牌发展到现在虽然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就，但是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未来依旧任重道远。

随着全球化的实现，中国也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专家认为，农业品牌化时代中，农产品应该销往五湖四海，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也为我国品牌农业走出国门提供了便利。

近几年，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主动联合国内外社团组织，为推动资金、技术和优质农产品“走出去”及“引进来”作了不懈努力，并已取得丰硕成果。

“要让中国农产品以品牌的方式走出去，赢得好口碑，则需要明年能在国家层面进行设计和规划，国家品牌战略要进一步整体化、系统化，真正擦亮我国农业品牌金字招牌，让我们的农业品牌在走出去的同时，也把文化、文明带出去。”胡晓云说。

对于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会长朱保成建议，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其中之一就是培育品牌竞争新优势，挖掘品牌文化内涵，讲好农业品牌故事。

畜禽粪污走向以用为治

■本报记者 秦志伟

今年，全国100个畜牧大县同时做了一件事，即向畜禽粪污宣战。而在这一年，我国畜牧业发展史上第一个专门针对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利用的指导性文件出台了。

众所周知，市民“菜篮子”离不开肉、蛋、奶等产品的供给。目前我国每年生产肉蛋奶1.5亿多吨，而产生的畜禽粪污高达38亿吨，其中有40%未有效处理和利用，给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

实际上，在畜牧业加快转型升级、绿色发展成为全行业共识的新阶段，开展畜禽粪污治理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但不可否认，畜禽粪污治理仍任重道远。

整县推进：探索可复制模式

近年来，随着我国养殖方式从家庭散养向规模养殖加速转变，在保障畜产品稳定供给的同时，畜禽粪污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等环境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据统计，全国每年畜禽养殖业排放物化学需氧量达到1268万吨，占农业源排放总量的96%，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解决畜禽粪污问题，越来越需要统筹种、养以及农村能源等各环节，越来越需要整建制系统考虑。”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司长吴晓说。 今年，中央安排专门资金支持100个畜牧大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集中投入，全面实施，确保治理一个成功一个，促进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和绿色发展。

“经过一年努力，有来自21个省（市区）的55个县，通过验收和公示，成为第一批绿色发展示范县。”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马有祥介绍。

马有祥将55个县的特点归纳为三个“好”。一是好模式。这些县基本上形成了与本地种植结构、养殖结构和种养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畜禽养殖废弃物收集、处理、利用模式。

二是好机制。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涉及很多部门，这些县都形成了一个好的工作协调机制。为了实现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55个县从养殖场到运输、处理利用、加工使用所有环节，都有一套完整的利益联结机制，使涉及到的利益主体在经济上能够可持续。

三是好效果。畜禽粪污处理最终还是要看效果，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是两个重要指标。“关键是要看你用了没有，处理了没有，整体上看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马有祥说。

肥料化利用是重要方向

“在过去，治理畜禽粪污强调达标排放或者零排放，这是一种为治而治的被动思路。”在中国农业大学生物质工程中心教授程序看来，以用为治是更好的思路。

但与化肥相比，有机肥存在养分含量较低、肥效慢、体积大、使用不方便等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各类有机肥资源折合成养分7400多万吨，但实际利用率不足40%，特别是规模化养殖产生的大量畜禽粪便得不到有效利用。

近年来，各级农业部门集成推广了堆肥还田、秸秆还田、种植绿肥等技术，带动了有机肥大规模推广应用。

在农业部重点研究计划“减肥减药”咨询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沈其荣看来，有机肥的推广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有机肥产业发展要注重生产企业的准入门槛，从资源、技术、产能等方面综合考虑。”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据悉，当前我国有1300多家有机肥生产企业，每年有2500万吨有机肥的生产量。沈其荣希望在未来的几年，我国能出现50～100家大型的生产高端、高档产品的有机肥生产龙头企业，带动整个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董红敏研究员认为，要创新种养循环发展机制，科学测算土地承载力，实现粪便有机肥农田利用的科学化。

在董红敏看来，如果按照环境负荷量折算，2015年我国畜禽养殖总量约为13亿头猪当量；按照18亿亩耕地计算，每亩土地的粪便负荷仅为0.72头猪当量，约为每亩耕地7～8千克粪肥氮，只有发达国家推荐粪便施氮量的50%～60%，“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董红敏说。

据透露，为了鼓励使用有机肥，国家计划明年对全国538个畜牧大县进行补贴。

建立制度：问题解决的根本

今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据悉，这是我国畜牧业发展史上第一个专门针对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利用出台的指导性文件。

“以前我们也提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但主要指的是相关工作，而作为一项制度被提出来，这还是第一次。”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介绍道。

据介绍，《意见》在制度上主要有五个显著特点，分别是严把入口关、严格过程管理、强化责任落实、注重绩效考核和构建发展机制。

除了提出创新种养循环发展机制外，董红敏认为还要规范环评内容和要求，突出粪便养分综合利用，保障农田利用合理合法。

“由于我国畜禽规模养殖环境影响评价起步晚，以前的环评主要从污染治理而非资源化利用角度开展，环评内容和要求也是参考工业污染治理方式等，致使很多养殖场依据环评报告采用工业化的污水处理办法，不仅效果差费用高、达不到环保要求，还使得本是资源的粪水成了污染物。”董红敏说。

此外，董红敏建议加强财税政策支持，鼓励沼气发电和生物天然气，培育粪便能源化利用产业。据介绍，《意见》首次提出支持生物天然气和沼气工程开展碳交易项目。

“《意见》是畜牧业绿色发展工作的里程碑，其实施对促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肥料化和能源化利用、推动畜牧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董红敏说。

“一带一路”打开筑梦空间

■本报记者 王方

今年5月，孟夏草长，万物竞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主持领导人圆桌峰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嘉宾共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画卷。

近日，在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四年多来，“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

共建“一带一路”日益呈现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农业领域亦是如此。

一朵棉花的绽放

在苏丹大地绽放的朵朵棉花中，有一株棉花来自中国，它的名字叫“中国1号”。

“我的皮卡车就是用卖棉花的钱购置的。最让我自豪的是，有两个孩子上了大学。”巴比科尔是苏丹拉哈德灌区第6村的村民，“中国1号”在苏丹推广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种植。靠着这株棉花，他的生活发生了崭新的变化。

其实“中国1号”就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育成的“鲁棉研28”，它在国外审定时改名了。近年来，“中国1号”已占到苏丹棉花种植面积的90%以上，惠及23万农户，户均年增收8400苏丹镑。

苏丹气候条件十分适宜棉花生长，但因当地品种和栽培技术落后，产量很低，多年前棉花种植已几近消失。2009年，山东省农科院与山东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集团联合承担起我国援苏丹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建设，如今成了中国援助非洲农业合作的典范。

“中国1号”于2012年3月通过苏丹国家审定并定名，同年12月，实收达399公斤/亩，创苏丹棉花单产纪录。

示范中心负责人、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尹庆良说，“中国1号”还为苏丹带来了棉花加工产业链条的投资。一批中国棉纺企业前来投资建厂，其中示范中心引荐的两家中资企业在苏丹已累计投资2亿元。这也为我国成功开辟了一个质优价廉的海外棉花生产基地。

据悉，迄今为止，我国已在23个非洲国家兴建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下一步，苏丹示范中心将在棉花优质品种选育，花生、芝麻、油葵等油料作物品种选育及新技术研发等方面继续开展农业国际交流合作。

多模式探索农科合作

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农业技术在非洲的传播，从早期的援建示范农场、试验站到现在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农业技术专家、开展农业援外培训、接受海外留学生以及试验农业领域内的三方合作等。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农业科研领域的合作与发展也探索出更多的模式来。

“作为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我们深度参与全球农业科技合作，牵头组织了包括担任APEC农业技术合作工作组主席在内的多个国际合作平台，这些平台已成为我国农业科技对外合作的重要窗口，为国家整体外交战略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吴孔明院士介绍。

例如，中国农科院牵头，先后与13家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下属中心签订协议并联合开展合作项目、与10家共同成立13个联合实验室，7家在我国设立了联络办事处。

“科研体系应该是开放性的。我们的科研人员要走出去，不仅仅去发达国家，也要去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科研人员进行对话和交流。同时还要请进来，让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也可以在中国工作，在中国科研体系里担任重要的职务。”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说。 2013年以来，中科院建立5个中国科学院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卓越中心（CAS-TWAS），提供平台接纳周围国家科学家到中心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在海外建立了9个海外科教基地。

通过CAS-TWAS院长奖学金、发展中国家访问学者资助计划等，中科院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培养科研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达到1800多人次。“因为青年科学家是科技的未来。”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表示。

农业投资与贸易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的5月，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金额为174.8亿美元，环比增长5.4%，同比进出口贸易金额增长7.9%。

当前，中国与世界农业高度关联，推进“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世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推动形成全球农业国际合作新格局，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互利共赢发展。

“中国现在面临诸如食物安全等方面的挑战，我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在提高国内粮食生产的同时，通过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并培养国际市场来满足中国对食物安全和营养的需求。”樊胜根说。

国际粮商ADM公司亚太区总裁陈冬表示，顺畅的国际贸易渠道和充足的国际粮源将为农业优化生产结构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从而帮助中国农业实现从数量增长到数量与质量并重。

长期以来，中国西部省区立足旱作农业与中亚国家开展粮食、畜牧、棉花等领域合作，北部省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展粮食、蔬菜等种植合作，中国南部省区立足热带农业，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开展粮食、热带经济作物等种植合作，发展态势良好，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此时，载着丝绸、茶叶、香料的驼队和商船已经远去，消失在历史的背影里。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农业国际合作仍是沿线国家共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最佳结合点之一。我们为了同一个愿景，筑梦路上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