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君

口述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口述史著作的编撰是历史编撰的一种实践。口述史的名称已经清楚地表明，它的史学特色在于它的方法：史料采集方式为口述；著作的编撰以口述史料为基础。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成果——“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来看，绝大多数的著作正是以口述史的方式进行的，它们以口述的方式采集史料，在口述史料的基础上完成著作的撰写。尤其是“采集工程”中的“口述自传”系列《我的气象生涯：陈学溶百岁自述》《我的教育人生：申泮文百岁自述》《海潮逐浪，镜水周回：童秉纲口述人生》等著作，不仅以口述的方式获取史料，而且在编撰中采用第一人称，更是口述史的一种有益的实践。我有幸作为这几部口述著作的责编，在编辑过程中受到它们的启发，对“口述自传”史料的采集和“口述自传”的编撰产生一些心得，与大家分享，以期对“采集工程”后续此类“口述自传”的编著和出版工作有所裨益。

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人类对过往事件的记忆。但不是所有记忆都可以称为历史，只有那些对人类社会有价值的记忆才可以称为历史。史料也是这样，只有有价值的记忆材料才可以作为史料，被历史著作使用。“采集工程”的实践很好地证明了，并不是被采访的老科学家们所有的口述材料都可以作为史料，都可以作为他们学术成长的史料而被写入他们的传记中。换句话说，只有那些对说明和解读他们的学术成长经历、学术成就的取得有帮助、有意义的材料，才能被“名正言顺”地写入书中。这几部“口述自传”在史料选择上颇为成熟。几位传主都是各自领域里的耆宿，对相关领域都有非常多的个人记忆，都可以说是各自领域里的“活字典”。但是字典不是历史学术著作，如果把他们的所有访谈材料都作为素材纳入他们的传记中，不仅费时费力，也是没必要的，更是不可取的。只有那些对说明他们各自的学术成长有帮助的，对理解他们各自学术成长的背景有帮助的，才能放入正文中。这几部著作都对访谈口述材料进行了精当的剪裁，将对表现主题有利的材料选入书中，对那些与主题无关的材料，勇于舍弃。由于很好地贯彻这种史料观，几部“口述自传”都以较完整的内容、较合理的结构展现在读者面前，取得了较好的史学成绩。当然，在编辑过程中，对于那些偶尔出现的游离于主题之外，对表现主题毫无帮助的叙述和说明，责编也谨慎地进行了删略。

历史著作是学术著作，使用书面语是基本要求。“采集工程丛书”的传主们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各人有各人的语言风格。要想把访谈口述材料用到他们的传记中，必须对他们的口述语言进行书面化。从语言学上来说，由于口语表达过程中，有语音、声调、语速、停顿，甚至由于有说话者的面部表情、肢体语言、说话时的氛围的辅助，说话者的意思往往并不需要完整地表达出来，很多时候会为了表达的效率而省略很多语音信息，更有甚者一个眼神即可表达说话者的意思。这就需要在使用他们的访谈口述材料时注意将他们以口语方式表达的口述材料书面语化。这几部“口述自传”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在使用材料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将传主想要表达的意思补充完整，在缺少主语的时候适当补充主语，在缺少宾语的时候适当补充宾语。这样一来，读者读到传文的时候，就不会有语义不明之感，就能消除歧义，就能比较轻松地理解传主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并在接受过程中，将信息的损失降到最低。

一部历史著作的水平，往往还表现在对史料的甄别上。以“口述自传”为体裁的著作还涉及史料补充的问题。由于口述者并不是历史学者，他们在叙述过程中往往不会像历史学者撰写历史著作那样有严谨的意识，对很多事情的叙述更多的是凭感觉和记忆，这就需要传记撰写者对他们的口述材料进行甄别。比如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采集工程丛书”的很多传主都没有深入参与其中，但是笔者发现不少传主都对这段时间的记忆进行了过度表达。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记忆来自于普通民众的记忆和一些政治宣传，实际上不具有任何史料价值和史学价值。又比如，他们对有些史实的记忆由于时间等原因，会与其他人的记忆和已出版的著作冲突，这就需要传记的执笔人多方掌握史料并仔细甄别，将有把握的、经得起考验的史料著之传记。

总之，这几部将“活字典”的口述转化为“口述自传”的科学家传记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为口述史的撰著提供了有益的实践，为口述史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材料，为提升“采集工程丛书”整体水平提供了具体的著作。

（本版作者单位均系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