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5日，北京，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视觉中国供图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有光几乎不再开口说话。有访客到来，他只是静静地抱着拳，戴上助听器耐心地听，哪怕家中小辈去探望也是如此。

一年前，111岁生日之际，他还能简短地跟贺寿者解释，“实在没有多少话讲，要少讲空话。”那时，他觉得，111岁等于1岁，因为“一事无成”。

他身体的零件早已一样一样地失灵。他不再能自己走路，去书房也要靠保姆搀扶。他的耳朵渐渐听不见外面世界的喧嚣，需要借助现代化仪器。他的腰椎也变形了，睡觉都会感到疼。此前，他还曾对医生骄傲地说，跨越一个世纪的牙齿仍是原装的，满头白发中竟冒出了几根黑发。

在85岁退休之后，周有光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个曾跑遍大半个地球的老头，平静地缩进了一个方寸空间里。在北京朝阳门内拐棒胡同一处曾为“牛棚”的水泥楼内，一间9平方米的书房几乎成了他的整个世界。何方、资中筠、吴敬琏都曾钻进这间小屋子，和他讨论国内外的重大事件。

没有访客的时候，他终日伏坐在已磨得斑驳的书桌前，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读书、看报、写文。哪怕去医院住院时，他也一手挂着吊瓶，一手拿着原版的美国《新闻周刊》，曾被当成“观赏动物”般围观。

然而，他影响的面积却越来越大。有人说，周有光百岁后“不是坐在小屋子里写文章，而是已经走出小屋子，在主持一个启蒙大会”。

从他书桌上一台碎花布包裹着的电子打字机中，飘出了一篇又一篇短小精炼的文章，它们无一不浅显易读，却被许多人认为是“大手笔”，“读他书的人越多，中国越有希望”。

1955年之前，周有光搞的是经济学，在大学里教过书，也在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当过官。1955年之后，作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化研究室主任，他又一头扎进语言学领域。他参与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让人们能够依靠26个拉丁字母，轻松地在键盘上敲打出汉字。

但在1月15日，他去世的第二天，北京一场持续3个多小时的民间追思会上，人们讨论得最多的，不是“经济学家周有光”，也不是“语言学家周有光”，而是“公共知识分子周有光”。

“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这是会上人们对周有光思想最浓缩的总结。追思会的主题便是“正确认识世界与中国”。

正如拼音连接了汉语与西方语言，周有光也把人们带入一个更加开阔的地带。有人用“顿开茅塞”形容读完他的书后的感受。

他曾打比方：“世界很多国家好像都在开运动会，都在一个跑道上跑，有的跑在前面，有的跑在后面。跑在后面的可以向前去，可是有人掉下来了，跑到外面去，就是进入到历史的误区，历史的误区走不通，迟早要回来。”

在现代史研究者杨继绳眼中，写了《海国图志》的魏源等人，被称为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然而他们是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周有光是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他站在星际空间”。

参加《炎黄春秋》春节联谊会时，106岁的周有光已经不能走路，然而杨继绳清楚地记得，坐在轮椅上发言的周老，声音却很高亢，引得整个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踮起脚跟，伸长脖子。许多人对他的发言记忆犹新：“不仅要爱祖国，更要爱人类，爱地球，如果只爱自己的国家，不顾人类的整体利益，那就会以邻为壑，甚至引发战争！”

周有光出生于1906年，正好赶上了中国与世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他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同岁，2岁时，溥仪坐上龙椅。几十年后，在政协食堂吃饭时，周有光又时常见到身为共和国普通公民的他。

他见过进城的农民被剪了辫子而痛哭流涕。在懵懂中他也爬上茶馆的方桌演讲，摇晃写着“同仇敌忾”的旗帜。但在退休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几次表示“还是要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无法再梦想世外桃源了”。

周有光退休比别人晚很多，真正退休后，他也只是“把办公桌搬到了家里”，趴在桌子上不停地写。已经“风化”的桌面，生出许多“毛刺”，有时刺痛他手心。

112年的人生跨度让他经历了中国最艰苦的岁月。他曾目睹抗日战争爆发时上海随处腾起的浓烟和被大火烧红的天空。避居四川的几年里，他遭遇大搬家36次，小搬家不计其数，有一次去乡下办事，回来晚了，发现家里全部被炸光，所有东西都被埋在瓦砾里。等到扒开瓦砾，发现只剩一双橡皮套鞋没有烂。儿子周晓平有一次被流弹打进肚子里，肠子穿了7个孔。

但等到皱纹爬满面颊，人们已经很难从周有光的脸上读出苦难的印记。1956年刚到北京的时候，全家挤在两间半房间里，其中半间做他的书房、客室、吃饭间，书橱还要留一半放菜碗。他自创了一篇《陋室铭》，“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当菜橱，菜有书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下放宁夏“五七干校”，天天吃烂白菜，他总结出来了一个“白菜原理”——“好的不吃，坏的再吃，不坏不吃，坏了全吃”。

他从圣约翰大学出走后，跟着老师一起办民众教育时就明白一个道理，要“通过教育改革社会、促进人类进步”。

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周有光一家老小辗转逃离上海。他在汉口就跟家人告别，转赴长沙给报纸写文章，“告诉大家抗战是艰苦的，长期的，但是有希望的”。那时，原名周耀平的他，改名为“有光”。

写文章的习惯，几乎没有中断，在“五七干校”无事可做的时候，他就拿着《新华字典》做研究。

退休后，他称自己进入“随便看书的年纪”，但他看起书来并不“随便”。在接着天花板的大书架上，很多书上都粘着五颜六色的贴纸，以便日后查阅。

两年前去世的儿子周晓平曾说，“爸爸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考虑的都是和自己无关的事情。”他记得年幼时被父亲牵着走路，父亲经常走着走着突然捏紧他的手，让他以为走错了路。有一次生病昏迷后，周有光睁眼醒来问的第一句话是：“乌克兰局势怎么样了？”

有小辈来访，周有光从不塞给他们糖果、点心或玩具，也从不拉着他们扯家常。外甥女毛晓园每次一跨进舅舅的书房，周有光招呼一声“你来了，好，好”，紧接着便说“今天有两条重要新闻”，或是“今年有三件大事”。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周有光着急让保姆打电话给好友，邀请他们来家里谈谈，“恐怖主义是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国家也要注意。”

在他去世前，2016年生日庆祝会上，学者许纪霖称他为一个“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心中的国，是走向世界和文明的国，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与世界隔绝的国。周老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实际上就是‘五四之子’，‘五四精神’所熏陶培养出的一代人。”

“历史上有‘时代思潮’这个名字，一个波浪来，大家就跟着波浪走，波浪的力量很大，你会受到影响。”他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

1980年，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周有光，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离开大陆。

这时他才惊讶地发现，世界各地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富裕得“出乎他的意料”，单一所香港大学的经费比北京所有大学加起来都多。当年他任职新华银行时，银行在香港只有个很小的分行，此时却已有77个办事处，而在大陆，所有私人银行早已被取消。这一变化让他印象极其深刻，他突然意识到“封闭”和“开放”能带来天壤之别。他又着急地眯缝着双眼探究世界。

这双眼睛已经越来越低垂，其中的晶体都换成了人工的，但与之相连的头脑却日日更新。端坐在小小的木桌前，他批判的目光钻进了欧洲、美洲、亚洲和中东地区，不过他最关心三个国家的命运——苏联，美国和中国。

他给苏联作了历史素描，反思计划经济带来的僵硬、挥霍和贫穷化；他琢磨出美国之所以长盛不衰，归根结底靠的是民主和科学。

最终，他注视全球的目光回归中国。“我理想的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一位英国教授曾告诉他，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

越来越多的人被周有光的声音吸引进那个狭窄的书房，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他的朋友圈有多大。但是，这个朋友圈里的人也一个接一个离去。后来，相守70年的老伴儿张允和走了，他俩每天愉悦的碰杯声消失了。儿子周晓平也走了，二人曾经无话不谈，“父子成兄弟”。

最初周有光很难接受。书房中“两椅一几”换成了一个沙发，他再也没回到和老伴儿共同的卧室居住。他的世界越来越小，每晚蜷腿睡在书房的沙发上。

但他还是慢慢平静下来。有一天，他给表弟屠岸讲了一个“既新鲜又深刻”的观点：“西方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的死亡是为后来者腾出生存空间，这样人类就可以生生不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儿子晓平还在世时，周有光便对他说，“我不要你孝顺，我要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也曾交待，“我不会给你留什么遗产，我只留一点儿知识”。

他老早就认为，他的一生“可以画句号了”，因为“该说的都说了，该写的都写了”。104岁时，周有光出版杂文集《朝闻道集》，书名取自“朝闻道，夕死可矣”。不过，这远非他的最后一本书。

如今，“被上帝遗忘”的他走了。最后一次住院回家后，已经不大说话的他，兴奋地给两个“亲如家人”的小保姆讲了两天两夜的故事，包括他的童年，他的故乡。说累了，他便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